纳粹分子

    每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影响他一贯坚持的主张，坎普拉德也曾有过信仰的危机。坎普拉德那段有着纳粹和法西斯痕迹的过去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总有一些坎坷：生活中一段段经历相互重叠交错着，每深挖一层，就会有新的沉淀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一个关于坎普拉德青年时代道德迷失的故事。事实上一切应当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爱尔姆特瑞德农场，那个每天围着他所热爱的祖母身边转的童年时代，当然也有他父亲的影响——那位穿着马裤和长靴的“乡绅”同样有着明确的反犹太人的思想。坎普拉德还记得他父亲对他讲起一战后犹太人是怎样经营德国的钱币兑换所，结果破坏了普通百姓的经济生活的。当那位犹太律师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家族财产，从中侵吞了部分世袭产业的时候，他从小就形成的那种印象更加深刻。当他的奶奶给他看看那份盖世太保宣传机构印制的插有图片的《信号》杂志时，同样的影响也发生了。不论是德国青年的报告还是孩子时代父亲的教诲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希特勒叔叔”正在为奶奶的亲戚们做好事。

    农场的信箱里塞满了当时各种亲德国组织寄出的广告宣传品，而坎普拉德总是积极地参与。他写信索要更多的宣传品。总之，年少的他被动地接受了很多东西，因为那会儿一切都是懵懂无知的。在乡下，瑞典农业协会印刷的周刊是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就像以前《真理报》对于克里姆林宫的作用一样，坎普拉德在那上面看到了附有“邮资已付”标记的广告，你可以直接把它寄出索要目录，还有各种各样的免费索要的物品。于是他收到了大量的邮件，通过这种办法，也开始认识了所谓的林德赫尔姆党，瑞典最极端的纳粹组织，以及他们的报纸《瑞典国家社会主义者》。

    在这段记忆当中，日子好像格外短暂而且无关紧要，但他仍然继续培养着自己的政治兴趣，只不过小心地隐藏起来了。邮局的签字桌旁边有一个垃圾筒，1942年的某个时候他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名为《前方之路》的报纸。坎普拉德把它带回家阅读，而后给编辑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对于真正的瑞典文学以及他们的报纸非常感兴趣……因此请寄给我几期样本，当然，是免费的，”不管人们说什么，所有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只是个孩子，即便能够对那些事情负全责，它们也至少发生在60多年前。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事情，一个人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谅解呢？真的有谁会理解坎普拉德对自己的错误所产生的后悔与悲伤吗？难道一个由德国祖母带大，有一位德国父亲，都成了坎普拉德罪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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