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的所有囚徒中，没有哪个人失去的像你那样多，然而，你却是这里最快乐的、最积极的。这是为什么？”

    我告诉他：“我无法控制我现在的生活环境，这是我多年前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现在我所能改变的惟一的事情就是我的态度和我的行为。这就是我目前的关注焦点。我也可以走来走去叫人滚开、踢着家具、没精打采或者发发牢骚，但这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肯定不会让我更快回家，也不会让事情变得更轻松。所以，我选择不那样做。

    一天我听到消息，火灾烧毁了我的摩托车商店。我的父母看着它烧了20个小时，当我妻子赶到现场亲眼看到它夷为平地，不禁当场瘫倒在地。别人告诉她，起因只是电路上出了个小问题。我听到火灾消息的时候是如此伤心，立刻去找我狱中的一位朋友。他让我坐下，把我过去教他的，一股脑儿还给我。他告诉我，发生的每件事都有好的一面，有值得学习的一面。他让我看到，这是个机会，让我父母能独自建立自己的商店。第一次是我建立的，这次让他们有机会把商店作为我出狱的礼物送给我。过去我在接受礼物时总是表现不佳，火灾让我可以在这次接受礼物时更有礼貌一些。他说，这让我父母除了担心狱中的儿子之外能有一件操心的事情。与我朋友彻底讨论一番以后，我觉得好多了。我经受住了这段经历的考验。

    我试图回报，向狱友讲述如何遵守对自己的承诺。此处几乎每个人都是被动处世的。我让他们每个人都尝试许下诺言，读一本书或写一封信。他们发现，当完成了一项承诺以后，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好多了。

    现在我处于一个一半像家的地方。官方组建了一个大约30个人的荣誉小组，我们有自己的个人领地，可以创造更为积极的环境。此处更为安静，成员年龄也更大一些。许多人都想回来和我们呆在一起。在某些方面，此处比监狱更困难，因为你必须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白天你可以离开或出外工作，但晚上必须回来并遵守规则，否则你将被送回监狱。你陷入了两个世界之间。

    自从来到此处以后，我开设了一个称为“喝酒之前先思考”的讨论班。我还到学校去与8岁到18岁的孩子们交谈。我讲述自己的经历，而且总是很动感情。当我讲完，他们提的问题常常拖到45分钟之久。过去一年，我大约对一万个孩子讲过话。我传达的讯息总是：选择、行动、后果。它让我得以应付在车祸中害死自己朋友的负罪心情。从孩子们的来信中，我感觉自己触及了他们的心灵。

    我不断得到承诺，我将被列在下一批释放的名单中。我的妻子和女儿已经不再问我何时能被释放了。不断说自己没有被列入释放名单是很让人痛心的。而且，这是我必须忍受的生活，是我过去的决定和行为的后果。我也对其他人为此不得不承受的痛苦感到遗憾。但是，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成长的经历。我妻子已经与4年前的她完全不同了。她在各个方面都更加健康：精神上、智力上以及身体上。她还在32岁的时候第一次计划去参加健美竞赛。当初我入狱的时候她总说，不可能有上帝存在，你看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但一年半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她附上了“平静祷词”并写了一首诗。最后她说，如果能与我并肩步入来世，她将感到荣幸。

    无疑，这已经成为一个使我们大家成长的经历。

    这是否让你觉得惊奇，不管你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处境如何，只要对控制圈内的事物采取积极的态度，你就走上了不同的痊愈之路、恢复之路、贡献之路、勇敢之路以及心态平和之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过去的所有心理创伤都能痊愈，因为这些创伤可能在将来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但它确实意味着，如果你为自己当前的回应负责，如果这个回应的基础是你的控制圈内起作用的价值观系统，那么，回应行动就可能减轻，甚至可能通过信仰消除这些心理创伤。

    那些做囚徒工作的人一般都承认，囚徒的基本问题是他们拒绝为自己所处的境遇负责。所以，负责的概念——积极处世以及关注控制圈内的事物——击中问题的要害。换句话说，如果在刺激和回应之间有空间，不管情况如何——遗传因素、当前压力、过去的感情上或心理上的创伤——最能释放能量、最高尚、最升华的事情就是，认识到自己有选择回应的能力。

    这是纳粹死亡营幸存者维克托·弗兰克尔的著作的精华所在。在弗兰克尔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我给他打过电话，对他毕生的工作表示深切的敬意。他说：“别让我离开，我还有两个重要的项目要完成呢。”这两个富有意义的项目就是他毕生的工作。他代表了一个新的心理治疗学派，称为“存在主义分析治疗（logotherapy）”，词头logo表示寻求生活的意义，寻求体现个人生活意义的目的、理由、目标、任务。他说,即使他已经眼睛瞎了，也要由他妻子每天为他朗读几个小时，帮他进行这些项目。他与特里萨修女、黛安娜王妃死于同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