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产业化从来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认识问题，本质上是对报业经营的认识问题，是对办报目的的认识问题。

    中国的新闻业界历来被看作是文人们所从事的社会信息服务的行业，且历来受到“文人不言利”的办报观念的制约。尽管如此，解放前的“报馆”还是把赚钱列为第一目的，编辑记者还是把谋生当成第一选择。革命时期，党报听命于党，因而跳出商界成了政治工具。新中国成立了，中央曾有明文恢复报纸的本来面目，但因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展开和随之而来的文革浩劫，报纸的政治工具性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走向了极端，直至以“梁效”檄文统帅报章。但是，中国人毕竟不接受计划经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改革家们勇敢地否定了它。1992午之后，中国大踏步地向市场经济迈进。中国报业作为社会信息的服务媒介也开始以“报业经济”的形态进入市场经济，它不再是游离于经济生活之外的单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了，也不再是游离于经济基础之外的单纯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了，它本身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细胞，一个分子，它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正如同社会经济基础各个组成部分均有其特殊性一样，报业不同于钢铁业界的物质生产，也不同于食品业界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当然也不同于高科技业界的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和应用，报业界是以自身的特殊性构筑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服务的桥梁，因此，它被称为大众媒介，它拥有了大众和大众声音，成了大众心愿的扬声器，社会信息的传导器，社会秩序的调节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器。报业的这种传递信息、反映民情、监督舆论的特殊功能构成了报业服务的特殊性，构成了报业生产的特殊性，从而构成了“报业经济”的特殊性。当然，这是指大众媒介。从古至今，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为政治斗争直接服务的媒介，这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只能是少量的，个别的。因为社会需求决定社会存在的规律告诉我们，凡适应社会需求者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现实社会需要更多的是大众媒介，这是一个现实。一切唯物论者均应看重这个事实。

    话又说回来，大众媒介是服务大众的，其存在和发展决定于大众的需求。这种需求意味着有人掏钱买报纸，实现其交换价值直至实现充分交换价值，最终收回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以维系报业存在和发展的资金。这就又回到了办报的经济目的上来：办报原来也是为了“赚钱”。这是一个多么不好听的字眼，是文人不愿意听且政治家不想听的字眼。但是，别无选择，离开“赚钱”这个经济目的，一切都属于子乌虚有。可以看一看当今报业界：大报沉闷，小报兴旺；新雄割据，市报竞芳；心向大众，服务实用；争进市场，广告担纲。沉闷者多因曲高和寡远离大众需求，从而远离广告市场，以至无钱可赚；兴旺者盖因把“服务”、“赚钱’结合的天衣无缝，从而吸引大众，引人观赏。

    戏剧电影报和众多的大众媒钵一样，其经营的经济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赚钱”——获得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戏剧电影报对于文联，无异于文联开办了一个工厂，是生产报纸的工厂。通过生产报纸，实现其为社会大众的信息服务，从而取得经济效益，其中，一部分用于媒介的扩大再生产和再服务，即更充分地实现其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另一部分以利税形式上缴国家，以支持国家建设，体现文联对国家的经济奉献；再有一部分可直接用于文联，增加文联的经济实力，支持文学艺术事业。这是于报社、于文联、于国家、于社会“四得利”的事。这也是文联主办报纸的出发点和归宿。简而言之，发展报业，服务社会，增加实力，繁荣文艺，这应当是文联办报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