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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编、七分发：崔恩卿认为发行是报业经营中心环节，他用“三分编（采编），七分发（发行）”来突出发行工作的中心位置。他说这并不是贬低编辑记者的工作，内容产品必须做好，但是编出来的东西，如果到不了市场上，到不了读者手中，就是内容再好也没有用。在发行这个环节里，不能过分地计算成本。

    上市入户，零距服务：这也是体现崔恩卿发行理念的，他认为这是“立足北京、面向市场”办报方针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市和入户分别指零售和订阅两个发行市场，“零距服务”是指及时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时效越快越好，这是为读者服务的基础。他的这八个字可以说抓住了报纸发行工作的要害。他还用“加大压强，重点突破”来概括发行工作的营销原则，他认为必须主动出击，创造条件，集中兵力，迅速突破重点地区，占领市场。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把劲用在最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地方。现在的办报者一般强调精确定位、“精确制导”，无非也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报纸发行理念。

    报纸为本，广告为血：无本何以有血，无血何以有本。崔恩卿认为广告经营是报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动力是报纸本身营销过程中内在的持久的自身造血功能。他认为报纸的内容与广告的关系就是“本”和“血”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他的这个比喻使笔者想起了中医的阴阳理论，中医以太极阴阳作为基础理论，把人体中物质的方面称为阴，功能的方面称为阳，阴阳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这种物质和功能的关系和崔恩卿所指的“本”和“血”非常相似。

    利义并举：这是崔恩卿诠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时提出的，他认为《北京青年报》不是重利轻义，而是“利、义”并举，逐之以利，求之以义，无轻无重。作为利，报纸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经济效益观，把追求最佳经济效益列为报业经营的经济目标；作为义，报纸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效益观，就是报纸的有用性、服务性，报纸的使用价值。它的衡量标志是读者的满意程度，是市场的接受程度，是社会的肯定程度。此前，更多的人认为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重要，甚至完全不提及经济效益。即使他们在实践中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任，但理论上、口头上仍然承认社会效益的第一位。但崔恩卿坦诚地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一个平等的、“无轻无重”的位置。据他回忆，当年他在一个刊物发表文章阐述过这个观点，最后受到了批评，导致该刊物一个副社长被免职，他个人为此一直感到很抱歉。

    今天回头看这段争论，应该说崔恩卿提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等重要”的观点很有勇气，也很诚实，在当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他把采编、经营部门都作为一个宏观总体来考虑，才提出两个效益同等重要。笔者认为考虑到报业业态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最好分开来看，报业分为采编和经营两大部门，经营部门的目标是经济效益第一位，而采编部门必须保证独立性，必须追求社会效益的第一位。这个独立性在西方体现为采编的独立、舆论的独立，在国内政策环境下体现为在党和国家的宣传纪律、政策方针做宣传工作，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发展。采编部门不能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同一位置，否则编辑会因为批评报道伤害广告客户的利益而撤稿，或因为有助于客户利益而大发“公关稿”、有偿新闻。由于一些人看到崔恩卿这个观点时并没有弄清前提和真正读懂文章的意思，反而给相关的人造成伤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报业经营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遗憾。

    团队、理念、目标、诚信：对于报业的核心竞争力，崔恩卿还提出了四个关键词：团队、理念、目标和诚信。首先要有一个团队办报的意识，他认为人才是真正的创造力所在，人很重要，但这个人不是个人，而必须是团队。第二，一个符合企业发展的理念，如果发展的理念不对，不符合客观规律，企业很难发展。第三，目标，他比喻，要想在哪个庙里念经就得念下去，不能今天在这儿念明天在那儿念，打游击战，没有目标。第四，诚信。他认为“信达三江”，做事业没有诚信是做不成的，做产品对社会一定要有用。这也是诚信的一种。

    以上梳理列举的只是崔恩卿诸多办报理念中比较著名的几个，既有宏观的管理理念，也有采编、发行、广告各个环节的经营理念。他善于用简短、生动的话来概括工作重点或指导思想，再举些例子：人心齐、泰山移；服务好、读者找；信息快、好叫卖；广告多、好生活。这些短语虽然浅显却都是真知灼见，形式上扼要有力，很有鼓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