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是女的，因为整个过程没有Y染色体的介入；而且她有两个母亲。由此可以拟定一份让部分女性满意的蓝图：一个专门生育女孩的女性社会，有何不可呢？这样的前景预测至少和克隆现象一样值得思考。所谓克隆是指在卵细胞中植入从活的生命体上取出的细胞核：如此受孕所生的孩子与摘取细胞核的母体有一样的基因组合，从生物学角度看，他将成为母体的复制品，“克隆”产品。生育活动的一切偶然性行将消失。由此可见这也正是个伦理民主领域内值得争论的话题。
就目前来看，这些东西仅仅丰富了科幻小说作者的想像力，但到你们这一代，这一领域内必然会出现惊人的科学运用。这些推论展示了自然力以外的可能性，并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所构建的关于两性角色的看法是多么可笑。那些以前所能给出的解释下的幻想，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它们与真实情况并无联系。
希腊人就生殖问题所给出的错误答案曾引起严重后果。他们认为一个“个体”是天生不可分割的，因此顺理成章地它不可能有两个来源，所以尽管外貌上与父母均有相似点，实际上只有一个真正的基因遗传者。希腊哲人们并没有多想就认定父亲为基因遗传者。这一假设的后果便是认定了男人的生理组织包含孕育孩子的基本元素，他们是播种者，而母亲只是代产的土地。
关于人类生生相息现象的这种解释与其他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一样，都具有“政治性”后果，它肯定了国家该由男人来控制，因为他们身上带有下一代将有的特性，下一代是他们未来的保管者，所以把男人而不是女人看做公民是很正常的。世纪更迭中，“亚里士多德如是说”成为权威的论据，让人们坚信不已，从未曾遭到过怀疑，至今我们的文化仍然深深地带有这一信念的烙印，然而它与事实正好相反。
关于家庭姓氏传延的规定，成为这一错误被普遍认可的最明显例子。孩子沿用父亲的姓氏只能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找到依据，因为他将男人看成播种者，然而谁都知道这并非实情。按理来说在孟德尔孟德尔（Mendel，1822～1884）：奥地利植物学家，1856年开始植物杂交实验，1866年发表的实验结果成为基因学基本法则。
的发现（每个有性别的人都继承了来自父亲和母亲各一半的基因信息）之后，传统的家庭姓氏制度就该销声匿迹了。姓“雅卡尔”还是姓“杜邦”严格来说毫无区别。倘若由我到你的家谱上只有男性，那么你就是个姓“雅卡尔”的孩子，但若有女性介入了这条线谱使你姓了另外的姓，这个细节一点也不会让我们之间就此拉开距离。难以想像，这一规定带来的不良后果，女人们竟忍受了如此之久，不仅她们自己在婚后丧失本姓，生下的孩子也要用父亲的姓。而其实就生育本身而言，用母亲的姓氏也是一样完全合理的。
但若仅为澄清实情而取消家庭姓氏，大概会引起习俗的紊乱，又可能会推翻每个人对自己的固有看法，立法者便对此深恐不已，宁愿一切照旧。芬兰人倒在这方面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自1998年的头一个孩子出生起，夫妻可以决定孩子跟谁姓，孩子成年后自己也有权改动自己的姓。
在谈及文化、行为方式以及自我塑造时，是否从属于一个“大家庭”、一个宗族显然意义重大，而若仅涉及个体的生物学定义，这些便无足轻重了。令人费解的是，科学研究最初的一些摸索倒像是给希腊人的说法提供了证据。17世纪末精子被发现后，显微镜的发明者柳文侯克自认为在这些微小生命的头部发现了成型的小人，一些“分子小人儿”。所以显然在生育过程中，男人比女人更为重要。既然自然或者说上帝都支持这种男人具有优越性的观点，那么在国家管理事务中怎能不考虑到这一因素？
然而在同一时代，卵子的发现支持了相反的观点。卵子体积较精子大得多，因而卵子包含未来孩子的雏形的可能性更大。假设成形的小人是在卵子中就更为合理，于是父亲的作用便无关紧要了。这样，在“精子说”与“卵子说”之间展开了严肃的斗争，双方都有有力的证据，但双方论理的结果在今天看来都足以变成夸张的笑话集。例如17世纪的支持卵子论的学者医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女人在与人私通时竭力想像她的丈夫，那么想像的作用可以使得孩子将来会像她的丈夫而不是孩子的生父。”
今天即便中学生都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来拆穿这些谬论。但相关知识也很可能只是填在脑子里，和马里兰马里兰地处意大利境内米兰附近，历史上法军在这个城市打了两次胜仗，对手分别为瑞士（1515）和奥地利（1859）。战役的时间、π的数值那些信息一样无聊。正如你知道芒戴尔法则，也能识别染色体组型，但是否会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