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动手写下本节标题的时候，我问了自己一个不能不回答、却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生活最富裕、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举世震惊的“6·20事件”？

    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40万人大逃港确有其事，那么，这肯定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群体偷渡事件，严重一点说，这是一次令人无法想象的叛逃。

    为了收集发生在1987年、对深圳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并深深影响当时深圳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决策和事件，我不下十次向深圳博物馆、市史志办、深圳大学港澳台研究所，以及《特区报》、《商报》等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媒体的老专家、老记者请教，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主动向我谈起“6·20事件”，似乎举世震惊的一幕从未发生。后来，我几乎怀疑中央电视台向我提供线索的一位学兄，是不是他弄错了，张冠李戴，或者以讹传讹？还有，我在与深圳改革史上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位老人闲聊时，他提到了这次偷渡，但语焉不详。这位以大胆敢言著称的老人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这究竟是一段虚妄的谎言，还是一个时代的经历者不约而同选择了集体性失忆？如果是谎言，那么是谁制造出来的，他的动机何在？如果是集体性失忆，这些应该具有相当的历史责任感和学术良心的老人又顾虑什么呢？

    在我的怀疑正在发酵时，学兄寄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公开播放的一期节目。

    2003年5月28日，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宣布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边防管理工作进行改革，这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多年来广东边防进行的最重大的一次改革。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觉得这次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因为近几年一直存在争议的深圳特区管理线并没有在这次改革中撤销。那么，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改革？深圳的特区管理线为什么没有撤销？特区管理线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保留下去？深圳特区管理线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在深圳特区建设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深圳特区管理线的管理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2003年6月，《新闻调查》的记者带着这六个问题深入深圳采访。为了了解深圳特区管理线最早筹建时的历史情况，他们找到了当年负责筹建工作的陈文理，如今他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

    在采访中，原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局长陈文理和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原总队长林杰元，以非常清晰的记忆，毫不含糊的语言相继勾勒了一幅“6·20事件”事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