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成立第一家转投资事业单位，到今天成为拥有五个关联企业的国际化集团，宏碁集团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在于它强调理念经营，以“人性本善”为主要企业文化；充分授权；更积极推动员工入股制度，与利润分享……这些与其他传统企业不同的经营思考方向，正是宏碁能维持企业活力及成长动力的关键因素。

    走上创业之路

    创业并非我原来的志愿。1976年，就在创办宏碁的不久之前，我获选“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在致辞时，还期望自己能一直担当资本家与工程师之间的桥梁。

    因为当时我是公司负责技术的最高主管，扮演着为技术找资本的角色，对于给投资者信心，并将研发成果商品化的工作，不但有兴趣，也积累了一些心得。

    若非原来任职的荣泰电子因财务管理失策而面临结束营业的窘境，我也不会走上创业之路，并转换角色成为搭起技术与市场的桥梁—企业经营者。

    这一切因缘际会，得从就业历程说起。

    就业时期的他山之石

    正向思考：过于重视员工权益，会损害老板的利益。

    反向思考：教育员工学会保障自我权益，老板才会有利益。

    思考逻辑：员工为了确保自身权益，必然尽力维系公司的生存；为了创造更大的权益，更会积极贡献。

    大学时代，我的志愿是担任台湾交通大学校长，因此，我打算念完电子工程研究所之后，继续攻读博士，然后留校任教。

    在那个年代，做生意并不是博士、硕士的工作，他们的出路通常是当教授（没想到，今天面对国际竞争、技术翻新，做生意所需要的学问越来越高深）。或者，在海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可以选择留在海外工作。因为我不愿意离开台湾，也就理所当然以当学者为目标。

    但是，在我大二的时候（1966年），飞利浦、通用等外商电子公司正开始计划登陆台湾，于是便到学校招募研究生，月薪200美元（折合为台币8000元，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待遇）。那几年，台湾电子工业刚刚起步，仍以外商装配厂及台日合资的家电厂为主。这也是硕士可以不出岛，而能在台湾产业界就业的开始。1971年，我从研究所毕业后，便打消攻读博士的念头，准备就业。

    当时，我有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设于高雄的飞利浦建元电子；另一个是竹北的环宇电子。这两处都有研究所的师兄在其中任职，最后我选择了环宇。当时我自认英文不好，不打算在外企工作，而环宇是彰化望族林荣春投资的，与我有乡亲之缘。这个家族原以纱厂起家，在交大教授施敏与校友钱维翔鼓励下设立半导体装配业，由交大师兄丘再兴主持。最重要的是，环宇是台湾第一家设置研发部门的公司，我可以将所学应用于研发工作之中。

    在此期间，我开发了台湾第一部科学用电子计算器。

    在环宇，我并不是第一个开发科学用电子计算器的人，但却是首先将它商品化的人。不同于其他同事的是，我除了设计电路，让机器会动之外，还有了包装和成本的概念。

    我先请工业设计师设计外壳，并找制作招牌的师傅以压克力做出模型，将机器包装起来，再将所有材料的成本做成分析报表，这事如今看来平常，但20多年前却属罕见。

    当我把这两项非技术工作成果往上呈报后，上级就决定将此开发案商品化，投资批量生产。

    但遗憾的是，这个产品并未成功，因为日本进口的键盘质量不稳，按一次键会跳出很多数字，而且台湾产的印刷电路板又经常短路。我原本希望能改进这项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