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在我成为高盛公司合伙人后不久，已经过世的我们非常称职的首席财务官海·温伯格做了一张按业务逐项分类的损益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基本的工作，但我们以前从未做过，因为有些人担心这会给合伙关系带来不和。他发现，投资银行业务——高盛公司最著名的业务——在他所考察的那段时期实际上并不赢利。当时非常受尊敬的投资银行业务主管约翰·怀特海的回应是，就他所知投资银行业务是赢利的。如果海的方法没有带来这种结果，那种方法必然有问题。

    奇怪的是，海和约翰可能都是对的。投资银行业是人力密集型的，其雇员的薪酬都极高。因此有时很难实现良好的利润率，尽管就高盛公司而言，从长期来说当情况至少比较有利时这项业务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即使海是对的，即在他考察的那段时期投资银行业务并不赢利，在这一意义上来说约翰也可能是对的，即投资银行业务对利润率做出了巨大的无法量化的贡献，他提高了公司的威望和地位，从而为其他领域吸引来了客户。

    我认为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不断改变是成功甚至是生存的关键，但根本挑战传统经验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比如，像威勒姆斯塔德原建议的那样对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进行评估，可以是在做判断时应贯彻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对任何机构而言一个很大的危险是，这种工具可能会生出自身的寄生生命——尤其是在他们被看成更精致、更具“科学性”时——从而使决策变得公式化而不是作为更广泛的判断中的一个因素。

    即使市场开始下跌之后，本来在其他问题上很聪明、很有思想的那些人在股票和投资方面无法清醒思考的问题仍然使我吃惊。我记得有一个精明的风险投资资本家走进我的办公室并给我一本书。“这些人拥有一个有效的体系。”他说。

    “哦，你也知道，我对体系是非常怀疑的。”我这样回答。

    我的朋友说：“读读这个你就明白了。这些人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

    这本书谈得是1995年至1999年这一时期，就是股票市场除1998年的严重下跌之外实际一直上升的时期。一看到是这4年，不必读我也知道对联理论是什么。在那些年，你要做的就是买股票然后发财。我把书扔了出去，因为我怕有人会看到它在我的桌上。

    在90年代强劲的股票市场中，大多数投资弄潮的投资者都忽视传统的有关价值评估的主张。某些资金经理打着实用主义的盘算继续投资：“如果市场继续上升而我没有参与，我就会丢掉工作。但如果急剧下跌，我会和大家的情况一样。”其他一些人是清醒的市场愤世嫉俗者，认为自己可能成功地利用其他人的愚蠢来谋利。冲动型投资者不需要价值评估意见。他们很清醒地说：“市场可能高估了——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知道的就是它在上升，只要它上升，我们就要投资——而我们会赶在其他人之前下车。”更大的傻瓜的理论问题在于如何实施。如果你每次都在市场下跌时离开，在市场开始上升再重建头寸，你会没命的，因为即便是上升的市场也会在上升过程中波动。如果你等待，就得和其他人一样冒下跌的风险。

    2000年股票市场下跌，许多新理论范式都不再有人相信。这应使人们重新注意大多数“积极”基金经理的失败，这些人自己挑选个股而不是被动地投资于指数，想以此来在长期胜过市场的表现。长期来看，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比绝大多数积极的基金经理的业绩要好。很少有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或资金经理的业绩能持续十年以上优于指数的表现，更不必说几十年。

    我在演讲、采访中表达这种观点时，经常被问到：“资金有限的人们应怎样考虑投资呢？”我并不从事财务咨询业务，但我在如何思考这些事的方面也有所得。我的指导原则是很传统的，没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但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寻常，人们常常不遵守它，尤其是当狂热心态迅速蔓延时。

    我的答案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投资者必须认识到他们所冒的风险。20世纪的每一个10年中股票的表现都优于债券，只除30年代和二者表现大致相同的70年代而外。但没人能担保未来会和过去一样，或者担保至少不会出现长期的很差或一般的股票市场业绩。即使长期而言股票总体上继续优于债券，许多个股仍可能表现极差。你可能就选择了错误的个股，结论比市场的整体表现差得多——许多职业资金经理正是如此。

    即使股票的传统优势保持下来，而且你也没有挑错一支股票或一组股票，但仍可能出现长时间的反向市场表现。你作为一名投资者在财政上或心理上可能无法忍受5年到10年或更长时间的等待。在长时段中业绩优于债券的股票也可是在那个“长时段”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业绩比债券差得多。从1964年最后一天到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