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最后一天的跨度是17年，道·琼斯指数基本收于同一水平——1964年是874点，而1981年是875点。尽管同期标准普尔500种工业股票指数确实上升了45%，但年均增长率仍只有约2.25%(加上平均红利收入为约4%)。在几年的困境之后，你不可能知道市场情况是会改善还是会继续恶化。想退休或把其孩子送进大学的投资者可能会发现，他们不能等待那希望会有的长期收益，而另外一些投资者可能根本无法忍受巨额借贷和不知今后会如何发展的压力。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不能容忍长期的下跌，因此他们会接受损失而离开，只有在市场上升时才会重新投资。市场再次下跌，他们就会受到双重损失。

    即使有所有这些理由，大多数有长期目光的投资者可能也应当有一部分——在合适的情况下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储蓄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而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多少合适？资产分配的决策是否应从属于短期市场看法呢？根据从前的某一较长时间段股票表现的数据和个人投资者情况的不同，许多模型对有关投入股票的可投资资产的比例问题做出各种各样的推荐。一个替代方法是投资者开始要先完全理解风险，然后再决定如果他投资的股票大幅下跌，他能承受的损失有多大。这就可以确定股票投资分配比例的上限。在这个限度之内，实际投资于股票的数量要受到一大堆因素的影响，包括投资者的时间安排和收入需要以及计算在那个时间段里可能的风险和收入的规范的方法。就我自己来说，我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即我应当避免在我所认为的市场过热期间投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判断的不确定性。我当然不会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股票，也不会把太多的资金投入到一支股票或一小批个股或经济中某一个产业部门。我购买股票的决定只取决于该公司的长期前景，并着眼于长期持股，除非前景发生了变化或其估价上升到了不理性的水平。

    沃伦·巴菲特因其“价值投资”法而著名——只购买那些相对其长期收益前景而言股价较低的公司股票，着眼于非常长时间的持股。我认为，这种方法如果能得到仔细的、一贯的执行，长期而言是胜过市场整体表现的最佳方法。那些不是处于对个股做出判断的特别有利位置的人，可以选择一家曾成功地长期执行这种方法的共同基金，或是一个似乎充分具备这样做的条件的财务顾问。另一个办法就是投资于指数基金，其业绩会紧跟市场的业绩。对那些有充足资金的人，选择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大：可进行所谓选择性投资，比如私营证券基金或各种各样的对冲基金。理论上，这些替代选择都很合理，但他们现在变得很流行、很时髦，可能会迅速变成新的过热，给许多投资者带来不愉快的结果。例如，一种后繁荣时期的时髦是“多-空”基金，通过同时持有规模大致相当的多方和空方投资组合，它试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市场涨跌影响。其想法是不管股价整体是涨是跌，都从你自己的选择中获利。大多数的积极型经理之所以在过去20年里赚钱，不是因为其积极管理，而是因为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大幅度的上涨。而采取不受市场涨跌影响的方法，你就去掉了惟一一个过去20年里让大多数积极型经理获益的因素——即股票价格的上涨，而把历史表明大多数都不成功的因素保留了下来——即积极型管理。我确实相信，长期而言某些投资者有胜过市场总体表现的判断力、技能和耐心，因此，几乎肯定有某些多-空基金表现良好，但我猜想大多数可能不会表现太好。

    最后，还存在如何评估结果的挑战。就一段时期而言，挑选股票的人的业绩可能胜过市场，而原因与技能毫不相干。他可能正好与市场的偏好同步——比如，在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偏爱电信类股票的时期，它也偏爱这类股票。或者他可能比较幸运。“随意性”理论认为，如果一大群猴子通过向股票大盘扔飞镖的方式来挑选股票，其中一半猴子所选的股票表现会优于一般的股票挑选者所选的，一半表现会更差。如果连续10年让胜出的猴子每年都重复一次这一操作，那么每年每1024次中会有一次超过平均表现，基本以概率为基础。一个连续10年表现超过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的股票挑选者几乎肯定会被捧为特殊的天才——某些人可能真是——但其他人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机遇。

    回顾自己的理财行为，我想起来的是市场不按你所预期、所感觉和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我对股票的态度一直是谨慎的，从未进行过大笔投资，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由于我在高盛公司的关系，我对市场行为有很深的了解。但在1973年，市场下跌得很厉害，有几家我很清楚其基本情况的公司股票价格大跌，相对其长期价值似乎已很便宜。但从我购买时直到1974年市场触底反弹，我的投资从价格上看下跌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