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安然公司债权人的好几家银行都同意，他们可能愿意投入更多的钱来支持安然公司以维持其信用评级和力量以继续交易，从而完成与Dynegy公司的合并。然而，人们很担心评级机构会在拯救方案就绪之前将安然公司降级，而有种与此相应的看法认为，只需再过几天，拯救方案可能就能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我给财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彼得·费歇尔打了个电话，当他在纽约联储工作时我就认识他。我问彼得，如果他或者财政部的其他人给评级机构打个电话，建议在银行考虑投资入更多资金时暂缓降低对安然公司债务的评级，他认为是否合理。我在我们的谈话前加上了一句，说我的建议“可能不是个好主意”，但我想知道他怎么想。果然，彼得认为财政部以这种方式进行干预是错误的，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事后我却因打给彼得的这个电话而受到了审查。当然，在安然公司崩溃、令人震惊的造假和劣行随即被揭露以后，该公司的不可能被拯救也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我能理解这个电话为什么受到置疑，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据当时我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个电话我还是会打的。能源市场牵涉到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对花旗集团卷入的担忧——我觉得，如果财政部适度的干预可以导致这样一种差别，即能避免一次对本国经济严重的冲击，那么对一位官员提出这个主意就是值得的。

    我这样想是因为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指引，我在财政部时曾希望听到这类建议。我也知道，如果认为对国家没有意义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他们。我相信彼得·费歇尔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有兴趣听可能是有益的想法，但会毫不掩饰地拒绝——如果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话。彼得正是这样做的。

    后来两党国会助手对我给彼得打电话一事进行了审查，结论是并无任何不当之处。但当时这个电话却成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的弹药，并不是因为与这个电话本身有关的任何东西，而是因为我在有关经济政策辩论中的作用，因为我成了克林顿时代政策的象征。当时经济状况仍然非常疲软，评论家们越来越多地做出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不如克林顿总统的政策的比较。我在星期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很长的专栏文章，内容是关于如何重建经济信心，其中对减税损害长期财政纪律的问题深表忧虑。我参与经济政策辩论似乎激怒了某些减税支持者，他们抓住给彼得·费歇尔打电话一事和其他任何他们能想到的事来攻击我。(鲍勃·斯特劳斯指出：“就算你是只耗子，他们也认为你是只大猩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用电子邮件向数百名记者发出了一封诽谤性的“立场研究”备忘录，翻出很早以前就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指控，如我在1995年的债务限额危机中误导国会以及对安然公司做过许多不符合实际的判断等，这时，这场攻击的性质也就清楚了。一位共和党议员在接受CNN采访时把这种联系说得很明白：他说，对我打电话给彼得·费歇尔一事进行攻击是公平的游戏，因为我选择了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

    在政府待过多年之后，既然在政策问题上选择反对派立场时，我以为自己就不应当会对自己成为人身攻击的靶子而感到惊奇。但我仍认为，以这种方式来对付政策和政治分歧，对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至关重要的充满活力的观点交换是严重的损害。

    任何一个参与金融市场的人——不管是作为个人投资者、华尔街的债券交易商或是一位公司首席执行官——都必须针对风险作出根本性决定。在个人层面上，这种选择会影响一个人的金融福利和心灵的安宁。在公司层面上，会影响利润水平。而在最广泛的集体层面上，有关风险的决策具有潜在的巨大经济影响。在一个由巨大的全球交易市场构成的世界上，机构的成功、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以及我们的金融体系的安全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复杂的风险决定过程如何由大量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个人和企业——来完成。

    许多人是通过本能、反感或感觉来接受某种水平的市场或交易风险的。相比之下，我的办法一直是努力将风险决策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虽然也涉及对无形因素的判断，比如能在多大程度上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波动以及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不那么理性的行为。

    在做出任何有关风险的决策时，合乎逻辑的第一步是：在好和坏的可能性都确定的情况下，努力确定一个点，在这个点上，额外的风险不再能带来超过潜在损失的潜在收益。当然，对这些可能性的实际评估是极其复杂的。但这种计算是可以在一个预期价值表中进行组织的，它仍然是风险决策最根本的基础。

    然而，问题很快就变得更为复杂。为说明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大金融机构比如花旗集团如何选择最佳交易风险水平——即公司自己的操盘手努力将公司部分自有资本的回报最大化所带来的风险水平。这是个复杂得多的问题，乍一看似乎有许多方面都无法在预期价值表中量化。

    首先，像花旗集团这样的上市公司与我曾经工作过的高盛公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