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私人公司差别很大。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取决于其收益以及市场在这些收益上附加的倍数。而且相对于波动很大的收入情况，金融市场更看重稳定的收入增长，即使在某些预设的端点二者的总利润是一样的。因此一家上市公司不得不既考虑长期而言什么能使其收益最大化——经过对计算的风险结果的调整——以及对倍数造成更大波动性的影响。只有在做出这些判断之后，才可能得出对什么样的风险水平能使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大化的有根据的猜测。

    今天在一家大金融公司，这些都不容易。部分困难来自于公司所持头寸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这些头寸通常包括股票、债券、衍生工具和货币。另一部分困难来自于就这些相互关联也相互抵消的风险进行决策的内在困难。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在估算回报、风险和可能性时的内在不确定性。而且要让经理们做到完全理性地分析、把他们自己的感情和看法都放在一边是极其困难的。

    与风险管理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长期而言，将结果的预期价值最大化是决策时至关重要的依据，但并不足够。即使额外风险的预期价值是正数，每个交易商或投资人——从最小的个人投资者到最大的商业或投资银行——都必须决定个人或公司在财务上和心理上能容忍多大的损失。更复杂的是，还存在一种金融风险即远期或然性风险——一旦发生，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是所有各类市场参与者几乎总是习惯性低估的风险。因为未能注意远期风险而导致破产的公司和个人有一长串。即使是那些有或然性思维、极有分析力和条理性的人也常常认为远期或然性风险无关紧要。

    在这方面，我常常想起高盛公司的一个例子。约恩·科尔齐尼当时是公司固定收入业务方面极其出色的主管，他想大规模买进农业信贷债券头寸。预期收入会很高，因为这种债券是由美国政府通过一个称为Farmer Mac的新机构以“道义义务”来支持的，不能偿债的可能性似乎接近于零。但斯蒂夫和我问约恩：“如果在农业信贷中出现了问题，且大到本地不可能出现的地步，以至于政府拒绝再遵守其所谓道义义务，那怎么办？”

    科尔齐尼回答说：“那是愚蠢的。”政府不遵守其道义义务在他看来是不可想像的，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

    但斯蒂夫和我不想高盛公司因为实际发生了某种我们都认为不可想像的事而在存在了130年之后关门。理论上，你肯定不愿意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在这种位置即使是远期风险也能在超过某一点后对你造成损害，而你不得不确定那个点是什么。看起来似乎遥远的风险常常实际上被视为不存在。就这一案例而言，远期或然性风险从未发生，但限制风险的决策是正确的。

    实际上，如果要从事交易业务或想投资，所有各类远期风险，包括金融体系崩溃、灾难性的陨石袭击到核战争都必须被搁置一旁。在高盛公司我们曾探讨过这一想法，结论是如果真想把各种灾难性的或然性风险都考虑进去，我们就无法从事这一业务。但即使不能回避所有实际上的远期风险，明确考虑选择哪一种哪些应消除或避免也是明智的。

    我到花旗集团时，他当然也在风险分析方面做过许多研究，桑迪·维尔和他的团队也做出了适合该机构的判断。但高级管理人员不时会重新思考这一问题。2002年，在成为花旗集团的总裁后，鲍勃·威勒姆斯塔德提出了与风险相关的问题，不仅有关交易，还有关我们对资本的总体分配。在不同的业务中我们投入了近800亿美元的股本金。我们资产的分配方式是否是最有效的？也许应当在巴西多投入些，在信用卡方面少投入一些，或是反过来。威勒姆斯塔德指出，花旗和其他任何公司一样，所有各种经营想法都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其中没有哪个是必然正确的。对风险和回报再多做一些分析，就可能挑战许多传统的想法，使我们减少某些业务而增加另外一些。

    这引发了一次更广泛的有关如何评价一个公司的传统经验的讨论。我记得在我的办公室有过一次会议，成员包括：哈米德·比格拉里，一位生于伊朗的核物理学博士，当时是我们公司战略部的主管；查克·普林斯，当时是花旗集团的行政总监；金·肖恩霍尔茨，我们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刘易斯·亚历山大，我们的首席新兴市场经济学家。我对威勒姆斯塔德的回应是，任何一个机构总是会对与传统经验不同的结论产生巨大的抵触。任何会导致重大改变的结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攻击。在现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会寻找在研究方法中、在风险计算中和未被考虑进去的间接影响和因素中的问题。在这种攻击下，进行改革的计划很容易蜕变成无休无止、难以解决的争论。

    此外，反对导致改变的分析性结论的人也不一定说是错误的。分析是否严谨是讨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出发点。但金融分析永远也不可能把所有相关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我们的某些业务中有无法量化但可能有很大经济影响的因素，这包括各种业务间的协同，对我们形象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