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卡伯里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不愿到陌生人那里推销自己。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们不太相信他会扔下米尔肯案而抽身退出。他正在进行一场执法行动，这场行动可能重塑华尔街，重整全国金融市场。米尔肯是这场调查案的核心人物，当卡伯里一开始获得利文合作的时候，可能就开始下定决心将米尔肯这样的“塔顶”人物缉拿归案。现在他怎会扔下此案不管？

    做出辞职决定后，卡伯里抓紧时间找工作。8月份，克利夫兰一家大型全国性律师事务所——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与卡伯里联系，要他在该事务所驻纽约办事处开办白领辩护业务。卡伯里甚至不知道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纽约办事处。他飞往克里夫兰，与他未来的合伙人见面。他不想再找来找去了，所以没有考虑其他机会就接受了该事务所的邀请。10月，卡伯里离开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他本来应该功成身退，这下却似乎更像是退却。

    吉尤利安尼快速行动，任命布鲁斯·贝尔德为反证券欺诈处主任，试图以此积聚动力，重获主动。贝尔德是吉尤利安尼的高级助手之一，多年前与吉尤利安尼在司法部共事过。他1980年加入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后，成功办理过一些有组织犯罪案件，包括科伦波案。他先是担任反毒品处主任，后转任刑事处主任。他在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对证券法有所了解。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是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现正与凯、斯科勒律师事务所一起做弗里曼的代理。

    贝尔德与卡伯里从外形到性格都没有共同点。卡伯里身材肥胖，有幽默感，而贝尔德又高又瘦，为人严肃，而且说话乖巧。贝尔德是美国中西部人，毕业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他的办案方针比卡伯里的更强硬。由于他在最棘手的执法领域工作过，所以他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和被当众上铐并不感到不妥。他的是非观非常鲜明，这一点与吉尤利安尼很相似。

    当吉尤利安尼提出要贝尔德担任反证券欺诈处主任时，贝尔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知道，他将要在外界的注目之下主持本办事处的两起最重要的案子，即弗里曼案和米尔肯案。他明白，这两起案子的结果可能影响本办事处的信誉和吉尤利安尼的政治前途。他必须赢。

    然而，当他接手工作的时候，胜利的可能性似乎很遥远。由卡洛尔和法德拉负责的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调查好像停滞了，对弗里曼的调查也没有新的进展。华尔街的人抱团对付政府的调查。

    贝尔德立即注意到，这些内幕调查案与他办理过的黑手党案具有相似性。像有组织犯罪者一样，华尔街上的嫌疑犯视沉默和忠诚高于一切，把讲真相和根除金融**的义务弃之一旁。比如，如果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某位合伙人参与了违法活动，那么他宁愿自己坐牢也不把公司的其他参与者牵涉出来。还有，在有组织犯罪案的调查中，有许多连锁案，但没有足够的侦查人员来追踪所有的线索。贝尔德画了一个图表，写下嫌疑者的名字，并把名字用方框框起来，然后按照连锁关系把这些方框连在一起。整个图表完成后，贝尔德画出了近二十个方框，大致连成一个圆圈。并非所有的线索好像都能查到结果。米尔肯位于顶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接近中间位置。

    12月，贝尔德和同事们偶然发现了米尔肯案的一些有价值的证据。调查人员在检查有关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时，在布斯基的个人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标记为“ＤＢＬ计划”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显然是由布斯基的秘书保存的，里面的内容看上去正是由穆拉迪安整理、后来又按布斯基的吩咐销毁的账表。卡洛尔立即让穆拉迪安前来辨认。

    “就是它！”穆拉迪安看到这个文件时大叫道，“这就是我在佛罗里达休假时整理的东西。”布斯基显然忘记了，他在把这份德莱克赛尔的购股记录原件交给穆拉迪安备案以前，让秘书把这个记录复印了一份。

    现在，穆拉迪安可以不用重补这份文件了。政府不仅有了实际的原件副本（这份证据更有价值），而且上面的数字确证了穆拉迪安凭记忆告诉他们的证言。

    此后不久，检察官办事处又在米尔肯案和弗里曼案上取得了另一个突破。贝尔德就任反欺诈处主任后，马上与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开会研究弗里曼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