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是令人震惊的，这等于在关键时刻承认政府判断有误，不仅是在本案上，而且在其他正在进行的调查上，包括米尔肯案。通常情况下，要求推迟审判的是被告方，但在本案中，被告辩护律师意识到加快速度对他们有利，所以反对推迟审判。政府提出推迟建议的第二天，斯坦顿法官支持被告方，否决了政府的提议，引用《第六修正案》加快此案的审判。吉尤利安尼的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是，显而易见，被告方及其支持者有理由欣喜若狂。

    现在，政府遇到了麻烦。这些案子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寻求撤诉？许多人认为撤诉是不可思议的。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没有参与逮捕决策的制定，但他们坚定地认为政府有义务继续将案子进行下去。特别是卡图西耶罗，多年来他一直在该办事处工作，深受吉尤利安尼前任们办事传统的熏陶。按照那种传统，检察官办事处一般不批准匆忙逮人。但是，一旦对被告实施了逮捕，卡图西耶罗就严肃坚持应有的权利，快速驱散笼罩在他们声誉上的乌云。

    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都认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办理这个案子，而且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相信西格尔将是一个极好的、非常可信的证人。他们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搜集了许多交易记录，可以为西格尔的供词提供充分支持。但是，他们缺少合适的印证证人。对任何检察官来说，只根据一个主要证人对被告提出指控都是不安全的，更不用说这个证人是一个刚刚服罪的人。

    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反对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的观点。他说，政府现在不应该再贸然继续此案，以免错上加错。他坚持这种立场可能还有其他考虑。威尔逊工作的一部分是保护他的上司吉尤利安尼及其政治前途。吉尤利安尼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功，包括对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斯坦利·弗莱德曼的定罪，这起案子是他亲自办理的，赢得了很多赞扬。他还因确定布斯基认罪协议和整治华尔街而获得了进一步的赞誉。吉尤利安尼风头正劲，凭这种架势可能很容易地入主纽约市长官邸或州长官邸。他在媒体上的形象几乎一律都是积极和正面的。但是，现在怎么做会更好呢？是暂停此案以后再重新起诉（那时吉尤利安尼可能已离开该办事处），还是不惜可能遭遇尴尬而继续进行此案，从而使吉尤利安尼受到责备？

    该卡伯里表态了。当初他同意了杜南提出的逮捕建议。他对这起案子有信心。他不会玩政治游戏，也没有政治野心。作为一位资深检察官，他不愿否决对此案尽职尽责的同事们的意见。他同意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的观点，建议此案继续进行。

    吉尤利安尼进退两难。如果否决卡伯里的建议，对卡伯里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但是，吉尤利安尼在逮捕提议上支持过卡伯里，而结果是如此之糟。最后，吉尤利安尼同意了威尔逊的意见，命令助理检察官们准备一份寻求撤消此案的动议。

    到第二天中午，谣传就起来了，说政府要采取非常措施撤案。拉考夫给西格尔打电话讲了此事，西格尔疑惑地问：“会那样吗？”

    “那是不可能的。”拉考夫回答。他是根据自己曾在检察官办事处工作多年的经验做出这种判断的。他仍然认为，政府实施逮捕行动是有备而为，肯定是有了印证证人才动手的。他推测政府完全会将案子继续下去，即使这样会使检察官们感到有些紧张。他在检察官办事处工作时，遇到这种情况至少就会这样处理。

    然而，拉考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当天就发生了。5月13日，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再次出庭。由于此案很快变成了内幕交易丑闻中第一大有争议的案子，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其他潜在被告的律师和好奇的旁听者。卡图西耶罗明显很痛苦，但他的精神比前一天要好一些。他对斯坦顿法官说，政府在是继续此案还是要求撤诉的选择中，“经过论证决定撤诉”。为淡化这种尴尬之举的影响，他补充说现在的起诉“只是冰山的一角”，并发誓政府将寻求新的起诉，把内幕交易陈词从两种交易扩大到九种不同的交易。

    三名被告本人都没有出庭，而代表他们出庭的律师难掩内心之喜，他们不失时机地抨击政府。威格顿的律师阿金称，政府耍这种花招“明显是要逃避此案的快速审判”，“是可笑的”。塔伯尔的律师劳勒说，政府此举“说明政府证据不足，逮捕行动错误”。同时，媒体大肆进行各种报道，称被告被捕后受到虐待，并被剥夺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大多数未决案件中，辩护方律师都是想方设法避免冒犯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在决定检控程序上有很大的决断权。但是，在这起案子上，辩护律师却公开而明显地与检察官斗法，而且战无不胜。

    此案的这种奇变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内没有对人员士气产生什么影响。威格顿的支持者受到案情变化的激励，开始强烈要求为威格顿复职。政府撤诉第二天，通用电气履行对检察官办事处的承诺，免去了德农齐奥、罗切和克兰茨的职务，任命通用电气董事、伊利诺伊机床厂前董事长赛拉斯·卡思卡特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新董事长。此举在该公司引起了更大的愤怒。

    “前几天我还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