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个乖乖听话的人。”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个管理人员说，语中透着挖苦。博西迪在为通用电气的决定辩护时说，通用电气的调查发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财务、行政、管理和信息系统等方面的控制上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作为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忠诚者的抚慰，马克斯·查普曼（过去曾和西格尔一起是德农齐奥的继承者人选）被任命为首席运营官，向卡思卡特负责。“他们要我给公司挣钱，而来的卡思卡特61岁了。”查普曼对《华尔街日报》说，讽刺卡思卡特年老。

    通用电气公司刚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时，对该公司的管理是放手的，毫无疑问，现在它要行使对该公司的控制。它安排亲通用电气人员负责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高级财务和管理工作，并调派一批通用电气的信贷人员进入该公司的垃圾债券和融资买断领域。通用电气公司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6亿美元的投资，它要努力保护这笔资金。几个星期后，当证交会宣布它正在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商讨课罚该公司2530万美元事宜时，通用电气的策略就变得明显了。与此同时，吉尤利安尼公开宣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不被检控。

    通用电气公司对于结果没有感情用事。博西迪达到了他确定的首要目标，即让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免于起诉。于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幸存下来了。对于通用电气来说，虽然有损失感，但更多的是有一种困惑感：像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这样历史长而声誉好的投资金融公司，怎么到了如此失控的地步？该公司得以幸存下来的东西就是，摆脱了2月份逮捕事件以来所面临的被检控危险，现在可以自由恢复业务。

    但是，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许多人看来，该公司变得面目全非了，成了通用电气信贷公司的一个附属小店，而通用电气信贷公司也只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个附属物。威格顿职务的剥夺和待遇的取消打碎了人们对公司的忠诚，没有人再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视为一个“家庭”了。不少人很快就离开了这里，投奔他处，其中有哈尔·里奇。最后，连约翰·戈登也走了。这个组织他们已不再认识了，在这里他们感到失落和孤立。在冥思静想时，他们意识到，他们曾经熟悉和热爱的那个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很久以前就消失了。80年代是制造圈钱“明星”的年代，迈克尔·米尔肯、伊凡·布斯基和马丁·西格尔这些闻名全国的风云人物应运而生，但他们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1987年5月13日，许多助理检察官和纽约南区校友来到公园大道一座大楼，参加本年度的校友聚餐会。他们一律穿着正装，看上去有点僵硬。举办这种年度聚餐会是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长久以来的一项传统，目的是把现在该办事处工作的和曾在这里工作的律师们召集到一起，并维持一种非正式的校友关系网。这种聚餐会由各位成员轮流做东，今年的做东者是保罗·柯兰。

    今年聚餐会的日子正好是检察官办事处要求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等人撤诉的日子，其中的弗里曼是柯兰的当事人。在聚会的大餐厅里，大家议论纷纷，几乎一致对检察官办事处的做法提出批评。有的人责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说如果这个被告不这么财大气粗，就不会有这么大喧嚣，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但这种观点明显只是少数人的。撤诉至少令检察官办事处非常尴尬，更不利的是，它反映该办事处无能，损害该办事处的声誉。

    聚餐会上，杰德·拉考夫来到霍华德·威尔逊身边，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是一件重要案子，你们把它弄糟了。”

    威尔逊马上替吉尤利安尼辩护。他说：“你在说什么呢？是你那小子不济事，害得我们还要做大量印证工作。”他所说的“那小子”是指西格尔。

    拉考夫本来希望友好地讨论问题，但威尔逊的话把他激怒了。“你那样说不公平。”他反驳道，“我一直说，他能供述的就是这些。他完全是诚实的。撤诉的馊主意是你出的。”

    在检察官办事处，遭受挫折最大的似乎是卡伯里。他像往常一样神秘莫测，但好像失去了某种热情。不利宣传是令人痛苦的。卡伯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害羞的人，对表扬性宣传会感到不自在。

    柯宁聚餐会不久，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在低潮中努力重新积聚动力和士气，而卡伯里则宣布辞职，让同事们大为震惊。他在公开解释辞职原因时只是说，关于米尔肯和弗里曼的这两起主要案件可能要拖上几年。他还说，弗里曼的案子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挑战，这起案子不像米尔肯案那么复杂，它所涉及的只是相对简单的内幕信息交换，只需进行例行印证。还有其他原因。卡伯里觉得，当他在1986年接受反欺诈处主任一职时，他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通常的三到四年聘任期。他在这里已工作了八年，那些亲密的朋友都已经走了，现在该他动一动了。

    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但是，卡伯里的许多同事并不认为这些就是圆满的解释。有一点他们很清楚，就是吉尤利安尼对卡伯里失去了信任，尽管吉尤利安尼不承认。信任的丧失会使任何具有卡伯里那样的自尊和专业水平的人都难以再工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