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他在华尔街的事业就完结了。

    检察官办事处在这些胜利上的欢欣很快被其他案子的不顺取代了。在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案子上，政府好像在艰难地挣扎。西格尔结束法庭答辩回到佛罗里达后，有一次，他看到了根据他的供述拟写的逮捕弗里曼等人的逮捕证，于是立即变得心烦意乱。政府在签发逮捕证时，专门把西格尔供述的最复杂的尤纳考和斯托勒两起收购案提了出来。关于这两起交易，杜南只审问过西格尔一次，当时是帕斯查尔作记录。当西格尔看到杜南签署的宣誓书时，感到很震惊。这份宣誓书的大意是准确的，但是，正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已经发现的，宣誓书上的细节有错误。

    按照宣誓书所称，关于尤纳考公司股票回购计划的所有联系都是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与弗里曼的通话。事实上，在塔尔萨机场的通话只是一部分，宣誓书上错误地把多日和多星期的通话给缩短了。政府还出了一个错误，它宣称弗里曼每做完一笔交易都把有关材料保存起来。西格尔对此同样感到很震惊，他告诉政府律师说，保存这种材料的是布斯基，不是弗里曼。拉考夫知道，优秀的辩护律师会利用政府的这种失误，质疑政府指控的真实性，从而使政府窘迫。西格尔担心，政府会不公平地指责并起诉他撒谎。拉考夫本来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之前，让他和西格尔先检查一下对这几个人的指控材料，但检察官们为了保密没有这样做。现在一切都晚了。

    拉考夫给卡伯里打电话，让斯特劳斯在一旁监听。他要明确地向卡伯里说明，西格尔对这些错误没有责任。卡伯里承认政府出现了这些错误，并说政府会找机会予以更正。令拉考夫释然的是，卡伯里并没有责备西格尔的想法。而且，卡伯里似乎对这些问题没有过分担忧。

    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约七个星期后，于4月9日被起诉。政府对自己的错误简要做了更正，表示尤纳考交易发生的时间是1985年5月15日和17日，而不是以前所称的4月，斯托勒交易发生的时间是4月，而不是12月。但是，政府保持针对这两起交易的起诉，指控每个被告四项重罪。

    颇有意义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受到指控，说明通用电气官员与吉尤利安尼达成的谅解起了作用。为表示对政府的支持，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立即停了威格顿的职，并停止为他支付律师费，同时也停止替塔伯尔支付律师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通用电气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通用电气的律师会见了威格顿的律师斯坦利·阿金，直言告诉他，威格顿只有真地无罪时才可以与政府的指控相对抗，如果有罪，就应该认罪并合作。不仅如此，通用电气的律师还说，如果威格顿与政府对抗到最后却被判明有罪，通用电气将要求他交回该公司购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股票时付给他的300万美元，并将拒付仍欠他的另外300万美元。

    与通用电气形成对比的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仍然顽固支持弗里曼，不过它又发表了一份声明，措词比以前那份温和了许多。这份声明说：“我们了解他、信任他。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我们继续认为他没有违法行为。”

    通用电气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一个公司中，被起诉员工应该被停职。而且，通用电气的官员对威格顿或塔伯尔确实都不了解，停威格顿的职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看法，即政府关于这两人知道西格尔有内幕消息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停止支持威格顿的做法在公司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对公司自治权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工业巨人夺走仍然感到愤愤不平者。同时，这些变故对一向镇定自若的塔伯尔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失去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支持使他感到伤心，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与一个月后发生的一场喧闹相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出现的这种抱怨算得上是温和的。5月12日，负责这起案子的两个检察官——卡图西耶罗和约翰·麦坎尼出庭，对法官路易斯·斯坦顿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为此案的审判做准备。麦坎尼承认道，“事后想来”，政府本来可以推迟进行这些闹得满城风雨的逮捕行动。他同时承认：“如果动作过快，我们可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