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是顾氏的“常识”毫不可据，还是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常识”？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则须简介吕氏与“古史辨派”（以顾颉刚为代表）、“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在治学上的异同，看能否理出一点头绪。

    其所同者，在于三人都强调“用新方法（或曰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为史家，却不以史学自拘，而不惮鉴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乃至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顾颉刚用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早成佳话；傅斯年倡言“我们不是读书人”，而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为考古学、语言学张目；吕思勉亦尝曰“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他即“略有接触”，1929年撰成《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阶级”概念阐释古史，新义纷呈，不仅独步当时，即在时移境变的今日再读，亦饶趣味。

    其所异者：顾、傅二人主张较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专门研究，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吕思勉则追求博通周赡的境界，取材多根于正史，并不刻意征引冷僻史料。自其同者视之，三人都投身于上法乾嘉、旁绍欧陆的“新史学”大潮，皆已超越“相斫书”、“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自其异者视之，则顾、傅稍嫌沉迷于历史研究的过程（史料与考据），不免忽略了史学不仅考据、史学不是史料的“常识”。与二者相较，吕思勉绝非不善考据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据“发烧友”，但是，他却认识到：“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炎武）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今人自诩搜辑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自述》）。顾炎武是考据大家，但他的学问决非考据二字可以限量，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学术、制度的迁变转移，以及经世济用诸种大计。吕思勉一生服膺顾炎武，且尝认真考虑过加入政界（作官或作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後虽下定决心做学问，仍“好从发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故不以“屑屑考证”为苟安，亦不以“搜辑精博”自喜。

    吕思勉第一次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在1908年；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其间相距十二年。似可设想，此时虽无他人“分工合作”业已成型的“完美的断代史”，吕思勉的胸中却早有了自己的“断代史”，作为撰述通史的基础。就此而言，吕思勉并未违背顾颉刚设定的标准。进而言之，十馀年後，吕思勉开始写作断代史，同时，再写了一部《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似更证明了顾氏“常识”的可信度。然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究竟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前的《白话本国史》堪称“完美”，还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後的《中国通史》更“完美”？请仍以小儿学走的譬喻进行解释。小儿动作，是走是跑，何必分辨得太清楚？走与跑，自其异者视之，是两种动作；自其同者视之，则是一个方向。同理，研究断代史，固可视作为通史作准备；撰述通史，亦能开拓断代研究的思路。一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无不有渊源，有流衍。不说明渊源流衍，则断代史难称“完美”，而欲考究源自何时，流向何处，则非先对通史进行研究不可。历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兴废因革，时各不同，欲穷通变化，描述迁变，则非先对各代历史进行研究不可。于是，研究断代史，是为了作通史；作通史，也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断代史。

    犹有说者。通史虽名为通，撰述必出于作者之独断；断代虽言其断，考证仍赖乎史识之贯通。即此言之，顾颉刚之论学标准，吕思勉之治学次序，合则兼美，离则双伤。上师说法，前辈躬行，吾侪後学，正宜从此悟入。严耕望称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旨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