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他却是“屡战屡败”。直到72岁，他还顶风冒雪去赶考，总算博得了一个“举人”的功名。在悲喜交加之余，他写了一首《蒙朋赐贺》：

    “落拓名扬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考场如战场，瞬息万变，有时还会发生一些“乐极生悲”的事情。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武科殿试后，举行隆重的传胪大典，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清居然没有来参加。这时，兵部尚书丰绅济伦的脸可就挂不住了，奏请严加处分。最后，还是刚刚即位的道光皇帝“开恩”，没有砍掉他们的脑袋，但是“鸡飞蛋打”，他们的状元、探花还是丢掉了。

    读书人苦啊！且不说漫漫长夜浸泡了多少凄清、寂寞，就是那一场场噩梦般的考试也够人受的。例如，乡试和会试都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吃喝拉撒睡全在考棚里，就连大小便也要在棚中“自行解决”。在考场四周，岗哨如林，戒备森严，任何人不得出入。对于那些富贵子弟，倒也不用发愁，因为他们可以多带一些补品（如人参）；至于那些寒士，就只能靠干粮充饥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状元李幡，因为出身寒微，殿试时只在篮子里放了36个馒头。在考试时，因为高度紧张，加上疲惫，许多人实在是撑不住，还没有考完，就病倒了，被抬出考场。不过，这一切还是挡不住天下读书人“义无反顾”的脚步！

    可叹的科场黑幕

    因为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录取率非常低，一些考生就想方设法地作弊。对于那些作弊的考生，清政府的处罚十分严厉：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就要杖100，枷号三个月示众，还要发往边疆充军。

    尽管如此，作弊之风依然屡禁不止。2003年2月，在苏州发现了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小书，只有半个巴掌大，竟有9万个字的考试内容，一粒米就能盖住6个字！

    此外，出钱请“枪手”冒名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代人考试的“枪手”，这些“枪手”风险大，报酬也很高，代考一次就可以得到白银30两，如果考中了，还有重谢。

    在考场外面，许多人也没闲着，他们积极运作，经常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同乡、拜老师、走后门、打关节，甚至行贿考官。

    清代的科场**，主要来自官员。例如，嘉庆六年（1801年），刑部尚书张若廷帮亲戚夹带考题；嘉庆十六年（1811年），湖南学政徐松带头倒卖官学名额，还亲自主编了一本“科场宝典”，高价卖给学生；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又出丑闻，主考官、内阁大学士柏葰等人收受贿赂。东窗事发后，咸丰皇帝震怒，柏葰等人被处死，其他官员也受到了严厉处分。

    至于科举考试的“头把金交椅”——状元，那更是多少人争夺的“焦点”！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时，翁同龢与孙毓汶都有才学，两家又都是官宦之家，还是“世交”。于是，就在场外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

    据说，在殿试前一天，孙毓汶的父亲亲自出马，请翁同龢去他家吃晚饭。碍于“世伯”的面子，翁只好去孙府赴宴。这天晚上，孙毓汶的父亲陪着他聊天，一聊就聊到后半夜，便留翁住下。既来之，则安之，翁同龢也就答应了。哪知道，他刚躺下，门外就有人放鞭炮，而且一放就放到天亮。所以，翁同龢一夜没有休息好，殿试时无精打采。幸亏，他还有点“小聪明”，带了两支人参救急，最后还是考中了状元。从此，翁、孙两家就撕破了脸皮，翁同龢与孙毓汶更是成了政治上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在科举考试时，官员们进行“暗箱操作”，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但他能考中状元，却是仰仗上层人物的幕后活动。原来，张謇的殿试成绩不理想，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朋友，就悄悄给他补上了一处空白，并纠正了一处错误。在阅卷时，张謇的同乡、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想提携他，便仗着自己是“帝师”的特殊身份，经过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将张謇“提拔”为状元。

    有时，就连“皇帝陛下”也难免要搞一点小动作。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新科状元本来是江苏人赵翼。但是，乾隆看后，摇了摇头，说江苏、浙江出的状元太多了，便大笔一挥，将赵翼改成第三名，陕西人王杰白捞了一个状元。

    更荒唐的是，最高统治者有时因为迷信而重新决定金榜的排名。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殿试，本来第一名是朱汝珍，第二名是刘春霖。一看第一名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太后就不高兴，因为慈禧害死过“珍”妃；而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当时正在海外闹革命的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而刘春霖是直隶肃宁人，正好当时直隶大旱，“春霖”这两个字很吉利。于是，慈禧便“御笔圈定”刘春霖为状元。

    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周礼》）为主，这些都是流传了数千年的典籍，题目都是从这些书里出。在考试时，考生要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来写作，不允许自由发挥。这样的考试脱离社会实际，势必会“选拔”出许多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的庸才，而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和创新精神的人却被拒之门外。

    例如，晚清名臣曾国藩，虽然考中了进士，但在殿试时却名列三甲末等，最后靠走后门才进入翰林院。从后来的表现来看，曾国藩至少算得上“一代能臣”，其才华和功绩远在许多状元、榜眼之上，这岂不是对科举考试的最大讽刺？

    特别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科举制度已经是气数已尽。当时，西方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在青灯下抱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四书”、“五经”咬文嚼字。对于这种已经腐朽透顶的科举制度，人们逐渐认清了它的本质，开始猛烈地抨击它，最有名的是龚自珍的一首诗：

    “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到最后，连最高统治者对科举制度都失去了信心，光绪皇帝就曾掩卷长叹：“这样选拔人才，难怪所学非所用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呼声中，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从此，“金榜题名”永远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