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七十二行，官为首行”。几千年来，“官本位”一直是中国皇权社会的特征。

    皇权社会里，享有特权的“官位”具有“收益高、稳定性强、风险小”的行业优势，因而成为许多人追逐的对象。一旦捞到“一官半职”，马上就能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人前显贵，那份荣耀真是令人羡慕。

    从隋唐以后，历代王朝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为了能够挤进官场，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倾尽毕生精力，在浩如烟海的经书中苦苦攻读，那种悲壮精神就连皇帝老儿见了，也会为之动容。

    为了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多少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前赴后继”地埋头于“四书”、“五经”，一方面极大地缓解了读书人的“逆反”心理，强化了知识精英对于**皇权的依附，造成对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有力统治；另一方面，科举取士也为官僚队伍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促使官僚集团更新速度加快，从而巩固了皇权**制度。

    古人云：“十年寒窗苦！”中国古代的文人之所以要皓首穷经，埋头在故纸堆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一旦金榜题名，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飞黄腾达，享受富贵荣华。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金榜题名的背后，却隐含着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的故事！

    漫漫科举路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的方针，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自从隋朝以来，这种开科取士的制度就成为**帝王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也是天下读书人获取功名利禄的主要途径。

    不过，要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容易。打个形象的比喻，科举考试就好像是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士子们只能一级级地向上爬。下面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加以简单说明：

    第一步，是考童生（就是考秀才）。要取得秀才的资格，考生们必须要“过三关”——县考（由知县主考）、府考（由知府主考）和院考（由本省学政主考）。

    只有考中了秀才，才可以去省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又叫秋闱）。乡试是本省的考试，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考试的试题由皇帝“钦定”，监考官也是由皇帝任命。乡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平均10～20个人才录取一个人，考上了就成为“举人”。

    考上举人，就有资格进京赶考，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也叫春闱）。清代会试的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的贡院，连考9天，共考三场，录取率连10%都不到。通过会试的人，就取得“贡士”（又叫“进士”）的称号。

    考上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但是究竟做什么官，却要取决于殿试的成绩。殿试起初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乾隆以后移到了保和殿，前十名是由皇帝“御笔钦定”。殿试的一甲录取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录取100～300人不等。

    只要考中进士，就可以披红挂彩，骑马游街，那是何等风光！反之，“名落孙山”的人却是面如死灰，有的人昏倒在金榜之下，甚至找一根麻绳上吊，从此永诀考场。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就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上举人却发了疯。

    在科举制度下，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困死在考场，读死书，死读书，最后却一事无成。

    在皇权社会里，**帝王将天下读书人视为“网中鱼”、“池中物”，竭力提倡和灌输一种“科举文化”。这不，大宋真宗皇帝赵恒就曾“亲自上阵”，作了一篇《劝学文》，公开鼓励读书人从小就为“金榜题名”而奋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科举考试，好就好在：“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所以，历代王朝一再宣称科举考试为“抡材大典”，标榜“选无遗珠”，目的就是将天下贤才“咸纳于其彀中”。

    可是，科举考试的名额毕竟有限。就拿清代来说，全国秀才的名额大约有25000名左右；乡试的名额在1500名左右；会试的名额更少，只有250名左右。从童试到会试，淘汰率都在95%以上。对于那些寒窗苦读的士子们来说，层层淘汰的现实是无法绕过的。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清代，一个人从童试到殿试，前后总共要经历十几次考试。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计算，是建立在每一级考试都能一次通过的基础上。在现实中，许多士子往往是在某一级的考试上止步不前，蹉跎岁月。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状元王式丹，他20刚出头就考上秀才，等到考上举人时已经是58岁的老头了。也就是说，王式丹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从秀才到举人的路。其实，王式丹还算是一个“幸运儿”，更多的士子则可能“科场蹭蹬”，永远看不到“金榜题名”的那一天。

    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来说，“名落孙山”从精神到**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对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有过一番“诛心”的描写：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闱）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即考棚）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指发榜）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报矣。”

    为了能“金榜题名”，无数读书人依然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在清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曾孙的陪同下，广东顺德县的百岁老人黄章，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参加会试。进入考场时，黄章还特意让曾孙打出“百岁赶场”的灯笼，轰动了整个京师。至于蒲松龄，16岁就考中秀才，但在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