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这是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学习知识，既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又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是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中，活跃在“权力场”上的主要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

    不过，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天下定于一尊”，士大夫的出路非常狭窄，入仕做官是最理想的人生设计。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只能像被豢养的狗一样，纷纷拜倒在**帝王的脚下，向皇帝讨饭吃，成为帝王的“网中鱼”。

    因为天下文人太多，**政权需要的少，供远远大于求，对**帝王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充分的挑选余地，自然不需要珍惜。反之，为了衣食富贵，士人们奔走在“羊肠小道”上，必须多方钻营，一方面互相争斗，抢夺那一点残羹剩饭；另一方面，对**帝王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希望能分享到一点点“龙恩雨露”。

    纵观皇权社会，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他们始终是**帝王的奴仆和工具。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脱离“权力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由于士大夫们的一生总要围绕着皇权和权力场进退取舍，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虽然掌握着知识，却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去甚远！

    “学而优则仕”

    “书中自有黄金屋”，古往今来，多少中国文人就是在这一信条下读书、做学问的。反之，真正为了做学问而读书的文人，则是“凤毛麟角”。对于那些**帝王来说，这些文人真是又可爱又可恨：没有文人，便不能治理天下；有了文人，他们又可能翘起尾巴，时而掀起一些政治波澜，甚至与皇帝对着干。

    于是，在**帝王们的精心策划下，这条“康庄大道”便铺就了：只有把那些喜欢兴风作浪的文人都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内，**帝王才能高枕无忧；只有驱使读书人为做官而读书，才能最大限度地磨灭文人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千百年来，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多少读书人趋之若鹜，拥挤在那条越来越窄的“独木桥”上，乐此不疲。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虽然被戴上了一副“政治枷锁”，在思想上被阉割，却浑然不觉，心甘情愿地接受着**帝王的“嗟来之食”。

    皇权社会中，在这条羊肠小道上奔走的汹涌人潮中，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权力场”的又有几人？当然，也有个别洁身自好、不为名利所动的“真正的文人”，譬如陶渊明，但也是“凤毛麟角”！的观念，恐怕早已深入中国古代文人的“骨髓”了。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学”与“仕”之间是对立的，但中国古代文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竟然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天衣无缝。

    几千年来，中国皇权社会有一支“举世罕见”的文人队伍，但是这些素来以宏扬民族文化、启迪智慧为己任的文人却是“囊中羞涩”，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流传后世的好作品，岂非咄咄怪事？细想一下，一点也不奇怪：这些“御用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为此孜孜以求，连“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性”都丧失了。试想一下，他们连“独立人格”都不具备，又怎么会写出发人深省、启迪智慧的作品，创造出好的民族文化呢？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独立性”的丧失由来已久。自从孔老夫子以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大都怀着一颗“治国、平天下”的雄心，走上了的道路，自觉地与权力场贴近，这是古代文人们丧失“独立人格”的主要原因。对此，国学大师王国维颇有感慨：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寓意深远，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只知道追逐功名利禄的心态。

    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早年曾周游列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诸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鼓励读书人积极投身名利场。于是，在“孔圣人”的号召下，无数读书人受到错误的诱导，都拼命地往官场这条“独木桥”上挤，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天职——“治学”、“著文”，丧失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受到功利主义戕害的又何止是天下读书人，更贻害整个民族，毒害后世。

    几千年来，加强思想控制一直是历代王朝的“既定方针”，并且愈演愈烈。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一建立，秦始皇就迫不及待地“焚书”、“坑儒”，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天下读书人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刚刚苏醒过来的文人迷失了自我，投身于“名利场”，丧失了自主性。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皇权国家体制进一步完备，对于文人的压迫更加残酷，使无数读书人不敢进行独立思考，更不敢批判社会现实，只好钻入故纸堆中，以考据为业。至于那些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书人，从来都是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关汉卿只能写剧本，施耐庵、曹雪芹只能写小说，而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墙头草”——骑墙文人，如洪承畴、曾国藩，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礼遇。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为了生存，中国皇权社会的文人又怎么能不为“五斗米”而向**帝王们折腰？

    “东门犬”李斯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是秦朝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对和他一起奔赴法场的儿子，既是临终，也是临别时的一句话。死到临头，还能说出这么一番名言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平常人”。纵观古今，除了一些有着坚定信仰的文人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类似李斯这样坦然面对死神、勇于解剖自己的“硬汉子”了！

    至于封建社会或旧社会的芸芸众生，大多是在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被绑赴法场时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至于一般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碰到这样的场面，实在是让我们泄气：他们可以向**统治者叩头求饶，乞求活命，却很少有人能够像秋瑾烈士那样写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所以，在临死前，李斯能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名言，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李斯相秦，后功至伟，我们可以这么说，“千古一帝”嬴政的功绩，有一半得归功于李斯；同样，秦始皇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得归罪于这位“李丞相”出的坏主意。可是，奇怪的是，李斯这个计谋高深的“非常之人”，竟然干出一件“非常之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在秦始皇驾崩后，他竟然与赵高、胡亥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为虎作伥，害死了秦始皇临终前指定的“法定继承人”扶苏，并篡改遗诏，将胡亥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真是让人无法相信，李斯这位曾经纵横捭阖一时，为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出谋划策，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会如此缺乏远见卓识，被智商不高、六根不全的宦官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竟然“近视眼”似地拥立一个“政治低能儿”——胡亥？看来，权力还是太诱人了，以致于迷住了李斯的双眼，使他丧失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等胡亥坐上龙床，昧着良心的李斯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今后再也不用担心了。他哪里想得到，这仅仅是拉开一场权位争夺战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呢？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各地人民纷纷响应，秦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这时，作为“当朝丞相”的李斯非常着急，准备进谏，劝胡亥改变统治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赵高知道后，眼珠滴溜溜一转，计上心来，就找到李斯，告诉他：“现在，关东盗贼出没，皇上却拼命征发人民修建阿房宫，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我本想规劝皇上，无奈人微言轻，丞相大人为何不去劝谏皇上呢？”

    听了赵高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李斯也很感动：“现在皇上深居简出，我想向皇上进言，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赵高暗喜，急忙说：“丞相要是能进谏，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哪天皇上有空，我就派人告诉您！”

    其实，这是赵高设下的一个圈套，李斯倒好，这只“傻狗”竟然不识好人、坏人，顺着他的道来了。

    于是，赵高就趁秦二世正在寻欢作乐之时，派人通知李斯。李斯这个“傻冒”竟信以为真，来到皇宫门前求见。如此次数一多，秦二世非常扫兴，对李斯很不满。

    这时，赵高趁机“火上浇油”，大进谗言：“听说李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太守，和盗贼陈胜等人是老乡，所以故意不派兵镇压，致使楚国盗贼横行。此外，我还听说，他们在暗地里有书信往来，勾勾搭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