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姑且不去再多讨论，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长期后果，看看它与唐王朝衰落的关系。

    史学大家钱穆曾指出：“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就是广泛的开放政权。这一制度也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少员多之患。”

    据史料记载，高宗时刘祥道在奏折中说：“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武则天当政时，魏玄上书说，“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玄宗时，每年通过人数过两千，“过明经、进士十倍”。可见每年的录取人数只增不减。玄宗时已经是人择官，而不是官择人。“官倍于古，仕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仕。于是，仕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政府只好论资排位，发放俸禄。职位有限，资格无穷。论资排位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于是有了朋党之争。

    朋党的形式之一始于“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就是主考官员，经其“提拔”中仕的考生，成为他的门生，门生对座主多有知遇之感。主考官为将来得到协助，也必尽力提携其录取的门生。同年及第者，为求友朋，则互称年兄，彼此结合，于是师生、同年很自然的结成团体，甚至虽不同年而同为及第进士的，也因声气相同而结合而互助，由感情结合的朋友，进而成为福祸相同的朋友。

    朋党的形式之二始于贵族联谊。进士固然是做官的正途，但是做官的不一定全由进士出身，出于辟举(推荐)者有之，由隐逸而召用者有之，由上书而得官者亦有之，但为数均不多。比较多的则为门荫。所谓门荫，就是借其先人之功，循例而得官的。这些借其先人之功，不由进士出身而得官的门荫们，又以出身于世族的为多。这些世族，也称世家大族。科举精神，虽是把政权向人民开放，颇有打击门第之意，然而，考试的一些技术问题，令门第始终占优：首先是品评方面，能否得到名人品评，则视其与京中名人的交情及联系，这便与家世有关，形成门第在科举中占优。其次，门第在教育机会上条件优越。唐初的学校颇为完备，寒门子弟亦可入读州县学。安史乱后，唐室无力支持教育发展。中唐以后，学生人数大减，据韩愈记载，中唐的国子监学生只有以往的八分之一(274人)；宪宗时只有650人，可见开元以后，教育渐渐衰落。只有大门第拥有经籍及家庭教育的条件，故门第中人于科举始终占优。其三，在科目方面，唐代科目多涉经义，而明经科重视诵习经籍尤甚，门阀士族在此的优势更为明显。此外，唐代重视吸收民意，各科多考“策论”，就是考生对时事的意见。而当时了解时事的捷径有二:一是官僚家族子弟，可以预闻各地政治动向；二是居于首都者，因首都的资讯比较灵通，这两项条件，多是门第中人享有，使策论时门第占优。

    世家大族与及第的进士，都要求官，而官的名额又不能容纳，势必发生竞争，竞争时个人力量有限，需要结纳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相助，自然要结合。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进士们仗着他们及第的诗文，就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进而至于对政治的见解不同，党争遂无法避免。

    朋党之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宪宗元和二年（808年）开始的牛李党争。李党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者，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罩；牛党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阂。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出生高贵的门第。牛党代表寒门上大夫，出身平民，但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

    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因之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

    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把持政权过其浮冶生活)，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

    牛党、李党水火不兼容，自宪宗时两党开始结怨起，互相倾轧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