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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世民的错觉(1/2)

    1、李世民的错觉:“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一人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如何选拔利用知识型人才来构建一个官僚团队,“选拔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是历代帝王的梦想。天才的隋炀帝创立了科举制,宣布公开向社会吸纳人才。于文人和统治者而言,科举制都是一件的温和的、可以接受的文治工具。文人向来反对暴力,通过考试来谋取功利,比起血酬,自然成本很低。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的缝隙进入政府,把全部生命消磨在儒书之中,就没有精力谋反作乱了,统治者因此很省心。但是因为隋朝的短暂统治,这一发明没能得到很好的实践应用。后起之秀的唐代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杨广的这一伟大设想。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曾兴奋地表达了他对科举的看法:“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科举制度确实有很多好处,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参加了政权,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也使士族制度逐渐消亡。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斛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古谚

    然而李世民真的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这个口袋搜罗下所有的天下豪杰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

    科举考试很辛苦。考试时间持续24小时到72小时不等。考生需要长途跋涉去参加考试,有时候整个村落会集资资助一名考生。考试的时候,考生在一间非常小的房间里,一张休息的长椅、一张答卷与吃饭用的桌子和一盏照明用的油灯,这就是数天智力劳作的道具。科举考试的通过率大约2%,落榜考生为了终身前途,不惜连年重考。有很多因为心理脆弱者为此而自杀。

    唐政府为了避免因一次考试失误,遗漏人才,故有试前品评的惯例。此法初衷虽好,但衍生出不少毛病。考生为增加中仕机会,皆行“公卷”,就是先把平日作品送呈京师名人品评。杜甫就曾以三大礼赋供人品评,李白也上书韩朝宗称自己“身长七尺,心雄万丈”。士人此举,用意是争取名人品评,先博得考官美言,增加中试机会,甚而在应考前已定名次。

    由于试前推荐的重要,考生争相要求名人品评,甚而不顾廉耻。先是为登访名人,奉上大量金钱要求接见,进而呈上自己的文章望得好评,名为“求知己”,若名人不阅不评,则再投,谓“温卷”,甚至温卷亦不得品评,更会当路拦截,要求接见。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

    此外,当时还有相当于破格录取的“通榜”,即考官取士,仅取品评者或考生名声,不问应试答题的优劣。如韩愈因负文名,经其好评的士子便多被录取;又如陆贽知负责主考,梁肃、崔元翰所推荐者皆予录取;再如裴思谦更凭宦官仇士良推荐而得状元。这就违背了最初的公平准则。

    科举考试设计上也有一个致命缺陷:习非所用。唐初进士、明经、明算、明法等科并行;其后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实用性科目不复受重视。人们皆以当官为荣,实用技术既不能凭之入仕,学习者自然减少。唐初所开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但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而产生。影响所及,实用之学渐受轻视。客观上造成了中华民族之后长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底气不足。明代以后,中国科技发展日渐放缓,与此不无关系。

    因为明经科重视帖经,考生于是对经籍努力背诵,久之“试学者以帖字为通经,而不穷义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不论明经或进士科,演变至后期,都各走极端。所有这些机械的学习和记忆并不能鼓励学生质疑和反驳所学习到的知识。

    与之相对比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创立的大学,重在鼓励学生进行辩论和质询。所以,文艺复兴全盛时期,诞生了许多天才: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莎士比亚、哥白尼和伽利略等等。自由、创新、质疑的学风,为后来社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科举考试的质量与预期效果如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