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唐朝，中国人就开始自豪。唐朝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民间就有“上有天堂，古有盛唐”的说法。有人形容当时的首都长安“罗绮铺地，冠带京华”，繁华贵气真是神乎其神。诗人郑綮《开天传信记》里有云：“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杜甫在《忆昔》里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粮食多得吃不完，扔到地上没人捡，人们不愁吃喝，生活富足，当时又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生存压力，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生活。

    除去一定的夸张修辞，唐朝的繁华还真是让历史开颜。但是，沉浸之余，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个事实：一个如此繁华的盛世，怎么遇到一个安史之乱，说垮就垮了呢？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浮华幕后的因素，尚需要发掘。

    对于《红楼梦》里四大家的败落，尽管原因很多，但千说万说最终离不开一条：经济出问题了。俸禄少了，人员庞杂了，**严重了。贾母死后，办个囫囵丧事都做不到，就是最强的说服力。唐朝的败落也应该从经济上找原因。

    作为以农业为本的王朝，唐帝国的财路主要来自田赋。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时再缴还政府。在授田时期，负担相应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继承北魏。唐代租额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庸”即是役，是指人民对国家履行的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比起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项目，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

    租庸调制实施的基础在于对全国人口的统计与控制。为此，唐朝设计了很多官位从事人口管理工作。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农业社会，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这些人的俸禄自然占去国民收入的不少份额，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冗员带来的附加产物，到武则天统治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事情已相当普遍。

    因为田赋是以人头为基数的，为了增加税收，历代都鼓励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也正因为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唐朝也不例外。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到神龙元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即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人口的数量增长了一倍。

    人口剧增，再反过来考验政府的统计能力。当实情远超过统计过问的能力时，唐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就越发无系统了。

    唐代社会在武则天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就制度而言，首先是均田制开始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致使户籍大坏，逃户问题严重。695年李峤上疏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浪，苟免岁时，偷避徭役。”韦嗣立也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不言而喻，“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受到严重影响。府兵制“则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均田制规定按官品、勋阶均可授田，府兵卫士通过军功受勋可以获得土地，曾经吸引了大批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均田制的破坏使他们不再愿意应征入伍，“由是，府兵始弱矣”。可见，财政统计能力的下降，流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国力。

    唐帝国金钱流失的另一个大豁口就是奢靡的宫廷生活。宫廷生活历代很奢侈，只不过以唐朝尤甚，黄仁宇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