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7′

    杨坚出身军事贵族，又凭借军政权力攫取了帝位，深知集中军权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北周末年，地方豪族拥有私兵的情况增多，为消除这些地方割据因素，杨坚把这些豪强升迁为兵府的下级将领。把他们的私兵、乡兵改编为国家的府兵。隋初兵府各级将领的数目比北周时增多，而品位则普遍降低二、三级。全国统一后，为加强山东旧齐地区、江南旧陈地区和四川地区的统治，杨坚在并、扬、荆、益四州设四大总管府，分派自己的儿子和亲信领重兵镇守。并且一再下令，禁止民间私造武器、大船。

    府兵是当时的职业军人，兵士都由军府统领，并不列入各州县户籍，其家属也随营居住，居不定所。改革后，军人除仍保留原有军籍、隶属军府外，同时与其家属一起编入各州民户，可以按均田令分得土地，平时从事生产；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他任务。

    学者黄冬云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隋二世而亡，与文、炀二帝的军事改革关系密切。“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但由于炀帝的为所欲为使其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弊端却暴露无遗。废地方总管府制、降府兵将帅名位、分十二府和兵部之权、内重外轻的兵力部署等举措虽能使军权高度集中，但在实施中遇到许多新的矛盾冲突，亦为政权的巩固留下了隐患，最终导致隋政权土崩瓦解，隋朝最终直接灭亡于军阀兵变。

    ◆隋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指数8′

    隋炀帝杨广以科举和酷吏制度并举。“谗邪者必受其祸，忠诚者莫保其生。”忠臣不重用，酷吏很吃香。酷吏一方面协助隋炀帝厉行统治。隋炀帝曾派於土澄去追捕一桩盗窃案的罪犯。於土澄怀疑谁就抓谁并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结果两千多人中只有九个人在案发那天行踪不清，其中有四人官吏中有人认识，根本不是贼。两千多人全部处死。“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充当了盘剥人民财富的抽水泵。隋炀帝每年远出巡游，从行的有大批士兵、官吏和宫女，大业三年有一次竟达到五十万人。沿途郡县长官要负责整修道路，还要供应最精美的食品。为了隋炀帝的挥霍，很多郡县官吏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另外，炀帝时恢复酷刑，官吏在执行过程更是为所欲为。隋朝子民深受吏乱之苦。

    ◆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隋朝是一个国计富足的朝代，钱穆称“隋室虽然短暂，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令治史者所盛赞。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有史学家却认为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加速隋灭亡的又一因素，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认为“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魏承思等也认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只是一味追求增加财政收入，而不顾封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对人民的剥削是比较苛重的。农民一夫一妇，每年要交租三石，和北齐、北周时期的租税额大致相等。从开皇十六年（596年）起，政府又借口防备灾年荒歉，强令百姓在租税以外按照每户的贫富等差，每年再交纳一石到四斗的粮食，实际上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夺。“资储遍于天下”的富足景象背后，尽是全国人民被无情搜刮。于是，在“帑藏充实”的同时，隋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却逐渐尖锐起来。

    《剑桥中国史》指出，隋朝实行均田制，全面征税，在技术上也存在困难。纳税的义务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司马迁在总结秦王朝灭亡和西汉王朝建立的经验教训时说，在一个分裂战乱时期结束后，统治者一定要连续实行五十年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才能使经济发展。隋朝就是一个刚刚结束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割据动乱状态的时代。但是，从隋开始，就赋重役勤，没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特别到了隋炀帝统治时，更是苛暴无比。这就把全国阶级矛盾推到了极端尖锐的境地。

    ◆隋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8′

    皇帝是古代社会的最高代表，他们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为了维护九五之尊，冒犯皇帝的言论，自然没有好下场。隋炀帝时，大臣薛道衡因为一篇《高祖颂》而被诛。

    隋炀帝曾公开对大臣宣称过：“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裴矩、宇文述、郭衍等佞臣，皆以谄媚得宠。以佞为忠，怎能长治？司隶大夫薛道衡“不识时务”，上书《高祖颂》，对隋文帝杨坚大嘉称颂，杀父以立的杨广听着逆耳，怅然道：“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小雅》篇名，诗序谓刺周幽王。炀帝以道衡隐喻讥刺，已伏杀机。

    又有一次，朝廷讨论新法令，久不能决。道衡对人道：“向使高颍不死，令决当久行。”官拜太常卿的高颍执政二十年，朝野推服，后来因为议论隋炀帝荒淫侈靡，被人告发，被杀。有人将道衡之言告诉炀帝。佞臣裴蕴趁机弹劾道衡负才怨望，目无君上。炀帝立即令道衡自尽，其妻被发配到新疆且末，天下称冤。

    重臣如此，庶民自然噤若寒蝉。

    ◆隋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史载唐太宗曾问魏征，为什么隋炀帝仅仅动用了全国一半左右的人力和财力去经营辽东就导致民怨沸腾，而大禹竭尽九州之财、力治天下山川，前后达十年之久，竟没有遭致反对和抱怨？魏征的回答是，大禹与隋炀帝的差别在于“与民同利，故天下虽竭而民不怨”。隋炀帝修建了各项巨大工程，发动了对高丽的三次战争，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无休止的赋役、徭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人民再也无法忍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611年，山东人王薄在长白山率众起义，点燃了全国农民战争的燎原之火。以后瓦岗起义、河北起义和淮南起义三支农民起义军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同时，军阀趁机兵变。618年，隋王朝就在全国人民的讨伐中灭亡了。

    ◆隋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史界一般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隋文帝在灭陈之后，由于由俭入奢，恣意享乐；听信谗言，重用奸佞；又严刑峻法，淫刑滥杀，制造冤狱，废立太子加剧了统治高层的内部矛盾，隋朝的短命而亡，其严重过失也不可否认。唐太宗时大臣魏征就曾一针见血地说，隋朝的灭亡，是自始就酝酿下的，“祸起于炀帝，而根于隋文”。

    暴君和圣君的根本区别在于心中是否存有百姓，是否对人民实行仁政。隋炀帝是典型的暴君，他不是那种贪图个人享乐而无所作为的人，他很有才能，想成就帝王之业，但是以滥用权力而演变成暴政。隋炀帝兴办的每一项工程，包括营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巡行等，表面上看对国家有利，但实际后果却是不顾民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