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多欢唱！”这是不受蒙蔽得到的幸福。

    古时受蒙蔽的大臣，有唐鞅、奚齐。唐鞅被独揽大权的**所蒙蔽而驱逐了载子，奚齐被统治国家的**所蒙蔽而陷害了申生，结果唐鞅被宋国杀害，奚齐被晋国杀害。驱逐贤德的宰相，陷害孝顺的兄长，自己要被杀死，却还不明白，这就是受蒙蔽带来祸害。所以贪婪卑鄙、背叛君王、争夺权力而不遭受危险、耻辱和灭亡之祸的人，从古到今都是没有过的。鲍叔、宁戚、隰朋仁爱智慧而且不受蒙蔽，所以能辅佐管仲而名利福禄和管仲等同。召公、吕望仁爱智慧且不受蒙蔽，所以能辅佐周公而名利福禄和周公等同。古书上说：“认识贤良的人叫做明，辅佐贤良的人叫做能。在这方面多多努力，幸福必定长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不受蒙蔽带来的幸福。

    古时受蒙蔽的宾客游士，是不合于正道的学者。墨子被实用所蒙蔽，而不懂得礼义文饰；宋子被**所蒙蔽，而不懂得才智的作用；惠子被言词所蒙蔽，而不知道实际运用；庄子被天所蒙蔽而不知道有人的作用。所以，只从实用的观点来解释，那么道就成为功利了；只从人的**来解释，那么道都是满足**了；只从法的角度来解释，那么道成为法律条文了；只从权势来解释，那么道就成为伺机求利了；只从言词来解释，那么道就成了空洞辩说了；只从天的角度来解释，那么道就成了听天由命了。这几种看法都只是道的一方面。所谓道，它本身的规律不变，但能穷尽事物的一切变化，所以一个方面不足以概括它。一知半解的人，看见道的一个方面而不能认识道，就感到满足加以炫耀，既扰乱了自己，又迷惑了别人。在上位的人用这种说法蒙蔽下面的人，在下面的人用这种说法欺骗上面的人，这就是蔽塞的祸害。

    孔子仁爱智慧而且不受蒙蔽，所以学到了治理国家的方法，足以和古代的帝王并列。只有孔子一家得到了全面的道，并能加以运用，不被社会的积习成见所蒙蔽。成以德行与周公等同，名望与三王并列。这是不受蒙蔽得到的幸福。

    圣人知道人们思想方法上的通病，看见了被蔽塞的灾祸，所以不分**和憎恶，不分开始和结尾，不分近处和远处，不分渊博和浅陋，不分古代和现在，而是把万物都排列出来，在中间建立一个正确的标准，因此各种事物就不会相互掩盖某一侧面而搞乱了事物本身的条理次序。

    什么是衡量事物的标准？回答是：道。所以心不可以不明白道。心不明白道，就不能赞成道，而能赞成不合道的东西，谁会在随心所欲的情况下，还固守他所不赞成的东西，禁止他所赞成的东西呢？用他那否定道的心去选择人，那么所选择的一定是适合那些不守道的人而不是那些守道的人。以否定道的心和不守道的人议论正道的人，这是产生混乱的祸根。这样，怎么能认识道呢？心里认识了道然后才能赞成道。赞成道然后才能坚守道而禁止不合于道的行为，以赞成道的心选择人，那么一定是适合守道的人而不适合于不守道的人了。以赞成道的心同守道的人议论不守道的人，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这还怕不认识道吗？所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认识道。

    人怎样认识道呢？回答是：在于心。心怎样认识道？回答是：要虚心、专一而宁静。心未尝不藏有知识，然而又有所谓虚心；心未尝不能同时认识两种事物，然而又有所谓专一；心未尝不在活动，然而又有所谓宁静。人生下来就有知觉，有知觉就有记忆。所谓记忆就是储藏，然而有所谓虚心；不因心里已藏有的知识而妨碍将要接受的知识就叫做虚心。心生来就有知觉，就能辨别差异。辨别差异就是同时知道两种事物。同时知道两种事物，就是双；然而有所谓专一，不因为对那一事物的认识而妨害对这一事物的认识就叫做专一。心在人睡觉时就做梦，松弛时就会胡思乱想，使用时心里就能做出谋划。所以心未尝不在活动，然而有所谓宁静；不让做梦和胡思乱想干扰认识就叫做宁静。对没有认识道而寻求道的人，告诉他要虚心、专一而宁静。实行起来，如果像等待道的人那样虚心，就能接受道；如果像实行道的人那样专一，就能全面认识道；如果像研究道的人那样宁静，就能明察道。认识了道并能明察它，认识了道并能照着去做，这才是实行道的人。达到了虚心、专心和静心的境界，这叫做最大的清澈通明的境界。

    达到了这一境界，则万物的形状是看不见的，没有看见而不能论述的，没有论述而不恰当的。坐在室内可以认识天下，生活在今天而谈论远古，洞察万物而认识他们的真相，考察验证治乱的道理而通晓它的规律，治理天地而利用万物，掌握事物的根本规律，而使宇宙万物都有了条理。无限广阔，谁知道他的思想有多广！恢宏旷达，谁知道他的德行有多高！沸腾热烈，谁知道他的变化有多快！他的思想同日月一样光辉明亮，他的思想充满四面八方，这就叫做大智大德的人。这哪里会有什么蒙蔽呢？

    心是身体的君主，是精神的主宰，它对身体发出命令而不接受命令。人的禁止或使用，放弃或接受，行动或停止，都是由心作主的。所以嘴可以被迫缄默或说话，身体可以被迫曲屈或伸张，而心不可以被迫改变意志。心认为对的就接受，心认为不对的就拒绝。所以说心的状态是，它可以任意选择，不受限制，而且必定自然表现出来；它接应万物，包罗万象，而同时又能极度精诚，一心一意。《诗经》上说：“多茂盛的卷耳啊，却总是采不满小小的浅筐。我怀念着亲人啊，索性把筐放在大路旁。”浅筐容易装满，卷耳容易采摘，但不可以分心跑到大路上。所以说：心思分散就不能得到知识，心思偏斜就不能精诚专一，三心二意就会疑惑不定。心专一于道来考察万物，那万物就都得以认识了。亲身透彻地了解事理是很美好的，而做事情不能同时做两种，所以有智慧的人选择其中一种而专心一意地去做。农民精通种田而不可以成为农官，商人精通市场买卖而不可以成为市场官员，工人精通制造器具而不可以成为管理器具的官员。有的人不会这三种技能而可以管理这三种行业。原因是有人精通于道，有人精通于物。精通于一种事物的人可以治理这一种事物，精通于道的人可以同时管理许多事物。所以君子专心于道而借助道来考察事物。专心于道就能认识端正，借助道来考察事物就能明察秋毫。用端正地心志，运用明察的理论，就可以支配万物了。

    古时舜治理天下，不用事事过问，而一切事情都很成功。他专心于道并时时小心谨慎，所以处处都充满荣誉；他专心于道，深入精微，所以有了荣誉自己还不知道。所以《道经》上说：“人心要时时小心谨慎，道心要不断深入精微。”谨慎和精微的奥妙，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知道。所以人心好比一盘水，端正地放着不动，泥渣就会沉在下面，清洁的水浮在上面，那就足以照见人的胡须眉毛，看清皮肤的纹理了。微风吹过，泥渣在下面晃动，清洁的水面被搅乱，就不能照见人体的本来形貌了。心也是这样，要用道理来加以引导，使它保持清明状态，不让外物干扰它，那么心就足以判定是非，决断疑难了。如果有小的事情牵动它，就会使原来端正的外型改变，而内心也随着倾斜不正，这样就连一些肤浅的事理也不能判定了。所以喜欢文字的人很多，却只有仓颉的名声流传下来，这是因为他专一于文字；爱好耕稼的人很多，却只有后稷的名声流传下来，这是因为他专一于耕稼；爱好音乐的人很多，却只有夔的名声流传下来，这是因为他专一于音乐；爱好仁义的人很多，却只有舜的名声流传下来，这是因为他专一于仁义。再如倕制造弓，浮游制造箭，而羿却专门精于射箭；奚仲制造车，杜乘创造四匹马驾车法，而造父却专门精于驾车。从古到今，未曾有心思不专一而能精通事理的人。曾子说：“唱歌时看到击节拍的小棍，就想着用它来打老鼠，这样的人怎么能和我一道唱歌呢！”

    石洞里住着一个人，名叫觙。他这个人，善于猜谜语，而且喜欢思考。可是一听见好的声音，一看见美的颜色，就扰乱了他的思考；听见蚊蝇的声音，就妨碍他聚精会神。所以摒除耳目的**，远离蚊蝇的声音，独居静思就通达明白了。如果思考仁时也像这样，能说达到精微了吗？孟子怕败坏道德而赶走妻子，可以说是能自我勉励了，但不能说思考的很够了。有若看书时怕睡着就用火烧自己的手掌，可以说是能自我克制了，但不能说已经达到喜好思考的程度。避开耳目的**，可以说是够小心谨慎的了，但不能说认识道已达到精微的地步了。能够达到精微的程度，就是最完美的人，既然是最完美的人，何必还要自我勉励、自我克制和小心谨慎呢！那些没完全掌握道的人，只是表现在外表，真正掌握了道的人才是内心有所反应，圣人随心所欲，任性而动，然而治理一切事情都很合理。这样，哪里还用得着自我勉励、自我克制和小心谨慎呢？所以仁者按照道办事，不是故意去做的；圣人按照道办事，不是勉强去做的。仁者思考时小心谨慎，圣人思考时轻松愉快。这就是治心的方法。

    凡是观察事物有疑惑，心里不能肯定，那么对事物就认识不清。自己思虑不清，就不能判断是非。在黑夜里行走的人，看到卧倒的石头以为是趴着的老虎，看见竖立的树木以为是站着的人，这是因为黑暗遮蔽了他的视觉。喝醉酒的人要跨过百步宽的大沟，以为是跨一步宽的小沟；低着头走出城门，以为是经过又低又矮的小门，这是因为酒扰乱了他的神经。用手指按住眼睛看东西，明明一件会看见两件；捂着耳朵听声音，本来没有声音也好像听见嗡嗡的声响；这是因为外力扰乱了他的感官。所以从山上远远望山下的牛好像羊一样，可是找羊的人不会下山来牵它，因为他知道距离远就缩小了牛的高大。从山下望山上的树木，几丈高的大树好像一根筷子，可是找筷子的人不会上山去取它，因为他知道地势高缩小了树的长度。水晃动了，水中的影子也会晃动，人们不会以这时的影子来判定美或丑，因为人们知道水晃动使人眼花。瞎子抬头看天而不见星星，人们不据此来断定星星的有无，因为瞎子的眼睛不可靠。如果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事物，那么他就是世上愚蠢的人。愚蠢的人判定事物，用疑惑不明的心来判断疑惑不清的问题，他的判断必然不准确。如果判断不确，又怎能没有过错呢？

    夏首的南面有一个人，名叫涓蜀梁，这个人愚蠢而胆小。在月光明亮的晚上走路，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以为是趴在地上的鬼，仰头看见自己的头发，以为是站着的妖怪，吓得转身就跑。等他到了家里，竟断气而死。这难道不可悲吗？凡是人认为有鬼，必定是他在精神恍惚、神智不清时做出的判断。这正是人把无当作有，把有当作无的时候，而自己却在此时判断事情，就像得了风湿病，得了病而去打鼓驱鬼，杀猪祭神，结果必然是打破了鼓又丧失了猪，而不会有治好病的福气的。所以，这样的人即使不住在夏首的南面，也和涓蜀梁没什么不同。

    能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可以被认识，是事物本身的道理。人们可以认识事物的本性，探求事物本身可以被认识的道理，如果没有一定的界限，那么一辈子也不能穷尽对事物的认识。所以学到的道理虽然有亿万之多，到头来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万物的变化，那就和愚蠢的人一样了。这样学习，直到自己年老了，儿子也长大了，仍然和愚蠢的人一样，而且还不知道应当放弃这种学习，那就叫做最无知的人。所以说，学习本来要有个目标，什么地方算目标呢？在“至足”的地方停止。什么叫至足？回答是：就是圣王。所谓圣，就是通晓事理的人；所谓王，就是通晓治国法度的人；两方面都精通，就是天下最高准则了。所以学者以圣王为老师，以圣王的制度为法则，效法圣王的法治并寻求其原理，来努力效法圣王的为人。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就是士人；接近这个目标的，就是君子；完全通晓这个目标的，就是圣人。所以有智慧而不考虑这个目标，就叫做攫取；有勇气而不去坚持这个目标，就叫做篡夺；有才能而不用来推行实现这个目标，就叫做巧诈；能言善辩而不宣传这个目标，就叫做废话。古书上说：“天下的事情都有是非两个方面，要通过‘非’分辨出‘是’来，要通过‘是’分辨出‘非’来。”合于圣王之制就是“是”，不合于圣王之制就是“非”。天下如果不用圣王之制作为标准，那还能分辨是非曲直吗？如果不去分清是非，不去弄清曲直，不去辨别治乱，不去研究做人的道理，那么即使有能力，对人也没有好处；即使没能力，对人也没有损害。这不过是讲究怪说，玩弄奇辞，去扰乱人心罢了。蛮横而又善于巧辩，厚着脸皮忍受辱骂，不务正道而放纵任性，妄加诡辩而贪求私利；不讲究辞让，不敬重礼节，而喜欢互相排挤，这就是乱世奸人的学说，而天下著书立说的人，手法多数是这样的。古书上说：“玩弄词句而自以为明察，空谈名物而自以为善辩，君子蔑视这种人。见识广博，记忆力强，但不按王者的制度去做，君子同样蔑视这种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做了也不能有助于事情的成功，追求了也得不到实际的效果，忧患也不能补救事情的危殆，那就应该把这些远远抛开，不让它们来妨碍自己，不让它们有片刻时间来干扰自己，不羡慕过去，也不担忧未来，没有忧愁或怜惜之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就行动，事情来了就及时处理，问题发生了就解决，这样是治还是乱，是正确还是错误，就一清二楚了。

    隐蔽真情而成功，泄露真情而失败，明智的君王不会有这样的事。开诚布公而成功，隐瞒真情而失败，昏暗的君王不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做君王的如果办事隐秘不宣，那么谗言就来了，直言就没有了，小人就来亲近而君子都疏远了。《诗经》上说：“黑暗的却说成光明，黄狐狸也说成青黑色。”这就是说君王昏暗而臣下就会阴险。反之，做君王的开诚布公，那么直言就来了，谗言就没有了，君子就来亲近而小人都疏远了。《诗经》上说：“下面的（臣民）明明可察，全在于上面的（君王）赫赫显耀。”是说君上明达，臣民必定受到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