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行礼义、兴办利国利民之事，除掉天下共同的祸害，所以天下自然就归顺他们了。桀、纣并不是离弃了天下，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禹、汤的美德，扰乱了礼义的名分，行动如同禽兽，罪行滔天，恶贯满盈，所以天下人民离弃了他们。天下归顺他，就叫他统治天下，天下离弃他，就叫做灭亡。所以桀、纣本来就没有天下，而汤、武也不曾谋杀君王，就是由此得到证明的。汤、武是百姓的父母；桀、纣是百姓的仇敌。现在世俗有一种说法，把桀、纣看做君王，而认为汤、武是杀了君王的人，那么这就等于杀了民众的父母，而把民众的仇敌当作国君，祸害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如果认为天下人心所归向的人就是君王，而天下人心从来没有归向过桀、纣，那么那种认为汤、武杀了君王的说法，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只不过是污蔑罢了。
所以是不是天子，唯有看他本人的德行如何。治理天下责任最重，不是强有力的人是不能担负的；范围最广，不是最有能力的人是不能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民众最多，不是最英明的人是不能使民众和睦一致的。这三种最出色的能力，不是圣人就不能完全具备。所以不是圣人就不能称王天下。圣人是道德完备、尽善尽美的人，是衡量天下的标准。至于桀、纣，他们思虑最险恶，思想最卑下，行为最**，亲人疏远他们，贤士鄙视他们，百姓怨恨他们；他们虽是禹、汤的后代，却得不到一个人的帮助；剖杀比干、囚禁箕子，最后自己身死国亡，成了天下最大的耻辱。后代的人一说起坏人，就一定要以他们为例，这是连妻子儿女都保不住的一类人。所以最贤能的人能保有四海，汤、武就是这样的人；最不贤的人不能保住妻子儿女，桀、纣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世俗有一种说法，认为桀、纣拥有天下，而汤、武是他们的臣子，这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打个比方说，这就像驼背的巫婆跟瘸腿的男巫自以为很聪明一样。
所以可以攻打别人的诸侯国，不可以攻夺别人的天下；可以窃取别人的诸侯国，不可以窃取别人的天下。用武力夺取的，只可以占有一个诸侯国，而不可以拥有天下；用巧诈窃取的只可以得到一个诸侯国，而不可以得到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诸侯国，只是个小器具，可以被小人所占有，可以用不正当的方法获得，也可以靠较小的力量来维持统治。而天下则是大器具，不能被小人所占有，不能用不正当的方法获得，也不能靠较小的力量来维持统治。诸侯国，小人可以占有，但未必不会灭亡；天下是最为广大的，不是圣人就不能拥有啊。
世俗有一种说法是：“古时的太平盛世没有肉刑，而只有象征性的刑罚。用黑墨画脸代替黥刑，用头戴草帽代替劓刑，割去腰间的绂代替宫刑，用穿麻鞋代替剕刑，用穿无领的赤褐色衣服代替斩首。古代的太平盛世就是这样。”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天下大治，那么人本来就没有犯罪，不单是不必用肉刑，就是象征性的刑罚也不必用了。如果有人犯罪的，而直接减轻刑罚，那么就会使杀人的不处死，伤人的不受刑了。罪恶极重而刑罚极轻，平常人就不知道什么叫罪恶了，混乱没有比这样做更大的了。惩罚犯人的目的是：禁止凶暴，反对罪恶，而且惩戒以后不再犯。如果杀人而不处死，伤人而不受刑，这叫做给凶暴以恩惠而宽恕盗贼，这就不是反对作恶了！所以象征性的刑罚，恐怕不是发生在古代的太平盛世，而是兴起于当今的乱世。
古代的太平盛世不是这样，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恰当的。善恶各得其所。如果有一件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混乱。德行与地位不相称，这就是最大的祸害了。过去武王惩罚殷商，杀死纣王，割下他的脑袋，悬挂在红色的旗子上。征讨残暴，诛杀凶悍，本是大治时代的盛事。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是历代君王所相同的，没有人知道它的来源。
刑罚与所犯的罪行相称，社会就安定，刑罚与所犯的罪行不相称，社会就混乱。所以治世刑罚就重，乱世刑罚就轻。触犯治世的罪行本来就重，触犯乱世的罪行本来就轻嘛！《尚书》上说：“刑罚有的时代轻，有的时代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世俗有一种说法是：“汤王、武王不能使天下人都服从他们的命令。”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因为楚国、越国不接受他们的统辖制约。”事实并非如此。汤王、武王，是最善于使天下服从其法令的人。汤王住在亳，武王住在鄗，都不过百里的地方，可是天下统一，诸侯称臣，凡是可以到达的地方，没有不恐惧服从、接受教化而归顺的，怎么能单单楚国、越国不接受统治呢！
王者的制度是，根据不同地形区域而制作器械用具，衡量距离的远近而规定进贡的物品，何必要一样呢？所以鲁国人用碗盛食物，而卫国人用盂，齐国人用皮袋子，地区间环境风俗不同，器械用具和各种装饰品也应该有差异。所以中原诸侯国同属于天子管辖的一个范围，制度也相同；蛮夷戎狄等四方边远地区的属国同属于天子管辖的另一范围，制度却不同。京城周围五百里之内属于甸服，甸服以外五百里之内为侯服，侯服之外的侯圻、卫圻等地方为宾服，蛮夷地区为要服，戎狄地区为荒服。甸服内的地区供给天子每天祭祀用的物品，侯服内的地区供给天子每月祭祀用的物品，宾服内的地区供给天子四时祭祀用的物品，要服内的地区每年向天子进贡物品，荒服内的地区每逢新王继位时进贡一次。每日的祭祀、每月的祭祀、四时的祭祀，每年的进贡以及新王继位时的进贡，这些就叫做根据不同地区的形式制作器械用具，衡量距离的远近来规定进贡的物品，这是王者的制度。
楚国、越国是属于按四时、一年或新王继位时向天子进贡一类的国家，难道一定得与天天、月月供给天子祭品的国家一样，才能说是接受王的统辖制约吗？这是胡乱猜疑的说法，这种知识肤浅的人，不值得和他谈论王者的制度。俗话说：“肤浅的人不值得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愚蠢的人不值得和他谋划计策，废井中的蛤蟆不值得和它谈论东海的快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世俗有一种说法是：“尧、舜禅让天下给别人。”事实并非如此。做为天子，权势地位最尊贵，天下没有谁能和他相匹配，又能把帝位让给谁呢？道德完备、智慧显明，朝南坐在帝位上，决断天下事，所有的百姓，没有不恐惧服从，接受教化归顺他们的，天下没有隐居的贤士，没有遗漏的好人，和天子一致的就是对的，和天子相背的就是错的，又为什么禅让天下呢？又有人说：“尧、舜死了就让位了。”这又是不对的。圣王在上位，根据德行而决定位次，衡量能力而授予官职，使人民都担负起适当的责任，各得其所。如果不能用礼义克制求利的**，不能用人为的努力去改造本性，那就都属于普通百姓。圣王已经死了，天下没有能接替的圣王，那么本来就没有人能接受禅让的王位。天下有接替的圣人，而且是圣王的后代，那么天下就不必归于别人，朝廷官吏不必更换，国家制度也不必变更，天下平平安安，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这就等于让尧继承尧，又有什么可改变的呢？接替的圣人如果不是圣王的后代，而是王公大臣，那么天下人心归向，又重新振兴起来，天下平平安安，与以前也没有什么两样；这也就是尧一样的圣王继承尧，又有什么可改变的呢！只有改朝换代变更制度，才是困难的。所以天子活着，天下就会只尊崇天子，人民顺从、社会安定，根据德行而决定位次；天子死了，那么能够胜任天子位置的人，必然会出现。礼义的名分都已完全做到了，哪里用得着禅让呢！又有人说：“天子年老体衰了，所以就禅让帝位。”这又是不对的。天子血气筋力可能衰弱，至于智慧谋略和判断能力是不会衰减的。又有人说：“天子年纪大了，受不了劳累而退下来休息了。”这又是怕辛苦的人的议论。作为天子，权势地位最重大，而身体最安逸，心情最愉快而意志不受阻碍，所以身体不会劳累，地位至高无上。穿着五彩的衣服，配以各种颜色，绣上华美的文彩，又装饰着珠宝玉器；饮食则是牛羊猪肉俱全，山珍海味齐备，最好的味道应有尽有，一边奏乐，一边进献食物，敲着锣鼓来助兴进食，然后奏着《雍》乐，撤去酒席，祭祀灶神，成百人端着餐具食品在西厢房侍候着；居住则是设置帷帐，背靠着屏风坐着，诸侯在堂下小跑着前来朝见；出外则有巫觋为他祷告拔除不祥，一出城门就有宗祀为他求神求福，乘着大辂车。垫着薄草编的席子，来满足身体的**；车旁放置着香草，用来满足鼻子的**；车前有金色彩绘的衡木，用来满足眼睛的**；车上的铃声与马蹄声相应和，慢行时合于《武》、《象》乐的节奏，急驱时合于《韶》、《护》乐的节奏，用来满足耳朵的**。大臣们扶着车辕，拉着缰绳，诸侯们有的在两旁推着车轮，有的扶着车厢，有的在马前引导。大国王侯跟在后面，大夫又在其后，小国的王侯和上士又在大夫之后，军士穿戴盔甲在道路两旁护卫，老百姓隐藏回避不敢张望。安居如同大神，行动如同天帝，保养身体防止衰老，还有比这更好的吗？老了需要休息，而休息还有比这更愉快安逸的吗？所以说诸侯有告老退休的时候，而天子没有；有诸侯禅让国家的事，而没有天子禅让天下的事，古往今来都是这样。说尧、舜禅让帝位，是无稽之谈，是浅薄者的谣传，是鄙陋者的胡说，他们不懂得对和不对的道理，不懂的小国与大国、天子至尊至愉与诸侯不至尊不至愉的不同，所以没法和他们谈论天下的大道理。
世俗有一种说法是：“尧、舜不能教化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朱和象就没有受到教化。”事实并非如此。尧、舜是天下最善于教化人的，他们面朝南坐着，处理天下大事，百姓没有不惧怕服从而接受教化归顺的，然而独独朱、象不接受教化，这不是尧、舜的过错，而是朱、象的罪过。尧、舜是天下的英豪，朱、象是天下的猥琐之徒，当世的卑鄙小人。现在世俗上的一些人，不责怪朱、象而非难尧、舜，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这就叫做奇谈怪论。羿、逢门，是天下最善于射箭的人，也不能用歪斜的弓和弯曲的箭射中微小的目标；王良、造父，是天下最善于驾驭车马的人，也不能用瘸马坏车到达遥远的地方；尧、舜是天下最善于施行教化的人，也不能使猥琐卑鄙的小人受到教化。什么朝代没有猥琐之徒？什么时候没有卑鄙小人？从远古的太皞、燧人氏以来，就没有哪个时代没有这种人啊！所以编造这种世俗之说的人不怀好意，听信这种邪说的人就受了祸害，而反对这种邪说的人值得庆幸。《诗经》上说：“老百姓受灾又遭殃，不是从天降下来的；当面说笑背地恨，竞相残害是人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世俗有一种说法是：“远古时实行薄葬，棺材板三寸厚，衣服被子各三件，埋葬在田里却不妨碍种田，所以没有人盗墓。当今的乱世实行厚葬，棺木装饰讲究，所以有人盗墓。”
这是不懂得治国之道，又不明白盗墓与不盗墓原因的说法。大凡人行偷盗之事，必有原因，不是为了补充自己的不足，就是为了多追求一些财物使自己有剩余。圣王养育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安逸又知足，而不追求过度的财富。所以小偷不盗窃，强盗不抢劫，粮食多得连猪狗都不愿意吃了，农民商人都能互相推让财物，社会风俗淳美，男女不私自在路上聚会，而百姓都耻于捡拾别人的遗物。所以孔子说：“天下治理有方，盗贼就先变好吧！”坟墓内即使有死人珠玉满身，绫罗绸缎堆满内棺，黄金布满套棺，再加用丹砂、曾青等各种颜料装饰棺椁，用犀牛角和象牙做成树木，用琅玕、龙兹、华觐等各种美玉做成果实，人们也没有去盗墓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贪求财物的**减少了，而怕犯罪的羞耻心增大了。
当今的乱世与此相反，君王不根据法令役使人民，人民不根据制度随意行事，有智慧的人不能参与政事，有才能的人没机会去治理国家，有贤德的人得不到任用。这样，就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所以百事荒废，财物短缺，而祸乱四起。王公大夫在上面忧患财物不足，庶民百姓在下面受冻挨饿、贫困交加。于是桀、纣一类的人聚集起来，盗贼也到处抢劫，从而危害了君王的统治。他们的行动像禽兽，贪婪如虎狼，杀害大人做成肉干，抓来婴儿烤着吃。这样，又何必责难盗掘坟墓，从死人口中抠出珠玉而贪求财利的人呢！即使赤身**埋下去，也必然要被偷盗，还谈什么埋葬呢？他们还要吃死人的肉，啃咬死人的骨头呢。
所以有人说：“远古时实行薄葬，所以不盗墓；现在混乱而实行厚葬，所以墓被盗。”这只是奸邪之人制造出的谬论，是为了迷惑愚蠢的人，而使他们陷入泥坑，以便从中取利，这就叫做大奸。古书上说：“危害别人来保全自己，伤害他人而便利自己。”说的就是这种人。
宋子说：“明白了被欺侮并不是耻辱的道理，人们就不会发生争斗了。人们都认为受到欺侮是耻辱的，所以发生争斗，知道了被欺侮不是耻辱，就不会争斗了。”
我问：那么你认为人的感情是不厌恶受欺侮的吗？
宋钘回答说：“厌恶受欺侮，但不感到耻辱。”
我说：如果这样，就一定不达到你所求的不争斗的目的了。大凡人相互争斗，必定是以厌恶对方为理由，而不是因为感到羞辱。现在的艺人、矮子、游荡逗乐的人，受到责骂、欺侮而不起来争斗，是因为他们并不厌恶这种欺侮，假如现在有人从排水沟爬到他家去，偷了他的猪，他就拿着剑戟追赶偷猪的人，而不考虑死伤，这哪里是因为丢了猪而感到耻辱呢！但是他却不怕争斗，是因为憎恨对方的缘故。即使认为受欺侮是耻辱，如果不厌恶就不会争斗；即使知道受欺侮不是耻辱，如果憎恶对方就必然会争斗。那么争斗与不争斗，并不在于感到耻辱或不耻辱，而在于憎恶与不憎恶。现在宋子不能解除人厌恶被欺侮的想法，而竭力劝说人在受到欺侮时不要认为是羞耻，这难道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宋钘费尽口舌，说破了嘴也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他不知道这是没有好处的，就是不明智；如果知道这是没有好处的，只是用来欺骗人的，就是不仁道。不仁道、不明智，这是最大的耻辱了。自以为对人有益，实际对人没有一点好处，就只有在遭到奇耻大辱后才肯罢休。没有比他的说法更有害的了。
宋子说：“被欺侮不算做耻辱。”
我说：凡是辩论问题，必须有个正确的标准然后才能进行，没有标准就会是非不分明，辩论无从决断。所以听人说过：“天下最高的准则，判断是非的界线，确定各种官职、等级和名物制度的根据，就是王制。”所以凡是辩论问题，或规定名称，其是非都要以圣王为师法，而圣王区分事物，是以荣辱为准则的。
这荣辱各有两个方面：有礼义上的光荣，有权势上的光荣；有道义上的耻辱，有权势上的耻辱。思想纯洁，德行敦厚，智虑精明，这种光荣是由自身获得的，这叫做道义上的光荣。爵位尊贵，贡品俸禄丰厚，权势极高，在上是天子诸侯，在下是卿相士大夫，这种光荣是从身外获得的，这叫做权势上的光荣。邪恶下贱，放荡不羁，冒犯名分，扰乱事理，骄横凶暴，贪图私利，这种耻辱是由自身所造成的，这叫做道义上的耻辱。受骂挨揍，杖击鞭打，挖掉膝盖骨，断尸车裂，五花大绑，这种耻辱是由身外产生的，这叫做权势上的耻辱。这就是荣辱的两个方面。
所以君子可以遭受权势上的耻辱而不可以有道义上的耻辱，小人可以获得权势上的光荣而不可以有道义上的光荣。遭受权势上的耻辱也不妨碍成为尧一样的圣人，拥有权势上的光荣也不妨碍成为桀一样的恶人。道义上的光荣和权势上的光荣，唯有君子能够二者兼有；道义上的耻辱和权势上的耻辱，唯有小人能够二者兼有。这就是荣辱的区别。圣王把它作为法规，士大夫把它作为正道，官吏把它当作准则，百姓把它当作习俗，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现在宋子却不是这样，偏偏甘心自己受辱，想在一个早上改变荣辱的准则，这种说法必然是行不通的。打个比方，就像用砖头泥块堵塞江海，让矮人去背泰山一样，立刻就要跌倒破碎了。几个和宋子相好的人，恐怕不如劝他放弃这种学说为好，否则他就要受到伤害了。
宋子说：“人的性情本来是少欲的，而现在人们都认为自己的性情是多欲的，这是错误的。”所以他率领着一群门徒，四处兜售他的学说，阐明他的比喻和引证，想使他人知道人的性情是**极少的。
我说：那么宋子认为人的性情应该是这样的，眼睛不想看到美丽的颜色，耳朵不想听到美妙的声音，嘴巴不想吃到山珍海味，鼻子不想闻到沁人的香气，身体不想享受舒适安逸，这五种**，他认为是人的性情所不想得到的吗？
宋子说：“这正是人的**所要求的。”
回答是：如果这样，那么你们的学说必然就行不通了。认为人的性情有这五种**，却说人的**不多，就好比说人的性情是希望富贵而不要财物，喜好美貌却讨厌西施一样了。
古代人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人的性情是**多而不是**少，所以赏赐就很丰厚，惩罚就用减少俸禄的方法，这是历代帝王所一致的。所以上等贤才享有天下的俸禄，次等贤才享有一国的俸禄，下等贤才享有封地内的俸禄，忠厚老实的百姓供给足够的衣食。现在宋子认为人的性情是**少而不是**多，那么先王难道是用人们所不想要的东西来赏赐，而用人们想得到的东西来惩罚吗？混乱没有比这再大的了。现在宋子俨然一副庄重的神情，到处宣扬这种学说，聚集门徒，建立一套学说，撰文著书，可是这种学说，不免把大治当作大乱，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