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遍天下。楚国的孙叔敖，是期思这个地方的乡下人，头顶秃、左手长、额角隆起、下巴尖瘦，而使楚国称霸。叶公子高，长的矮小瘦弱，走起路来好像衣服都支撑不住，白公作乱时，令尹子西、司马子期都被杀了，而叶公子高引兵占领楚国，杀死白公，安定楚国，就像翻转手掌那样轻而易举，他的仁义功德受到后世的称赞。所以对士人不用揣测他的高矮，不用估计他的大小，不用权衡他的体重，只看他的志向如何就行了。人体相貌的长短、大小、丑俊，难道还值得一谈吗？
况且徐偃王的容貌，眼睛可以看到自己的额头；仲尼的容貌，脸孔像个凶狠的鬼面具；周公的形状，身子像截枯树干；皋陶的容貌，脸色好像削了皮的瓜；闳夭的形状，满脸胡须，连皮肤都看不见了；傅说的形状，弯腰驼背，像鱼身上直立的刺鳍一样；伊尹的容貌，脸上连胡须和眉毛也没有；禹王腿瘸，汤王半身偏枯；尧、舜都有一只眼睛“双瞳”，所以有三个瞳人。那么，后世学者是应注重评论意志、比较学问呢？还是通过辨别高矮、分析丑俊而互相欺骗，互相看不起呢？
古时候，桀王、纣王身材高大，英俊漂亮，论相貌为天下第一，筋骨强健敏捷，能够对付百来个人，然而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后代人凡是讲到凶恶，就一定引他们为例。这并不是容貌引起的祸患，而是他们知识浅薄，见解低下造成的。
现今世俗间的乱民，乡村里的轻薄男子，没有不打扮得漂亮、妖冶的，他们穿着奇装异服，戴着女子的头饰，神情举止如同女子；妇女没有不愿找他作丈夫的，姑娘没有不愿找他做朋友的，抛弃亲人家庭而想同他私奔的女人到处都是。然而一般的君王都羞于以他为臣，一般的父亲都羞于有这样的儿子，一般的兄长都羞于有这样的弟弟，一般的人都羞于有这样的朋友。不久他们就被官府捆绑着在街市处死，这时他们才呼天喊地，悲痛今天的下场而悔恨当初的所作所为。这不是容貌引起的祸端，而是他们知识浅薄，见解低下造成的。那么学者是赞同相面术还是不赞同呢？
人有三种不吉祥：年幼不肯侍奉长辈，低贱而不肯侍奉尊者，不肖而不肯侍奉贤人，这是人的三种不吉祥。人有三种必然困败。在上位却不能爱护下民，做下民却喜欢责难上级，这是人的第一种必然困败。人家接近他，他就不和顺；人家疏远他，他又进行诋毁，这是人的第二种必然困败。智能品行浅薄，辨别是非的能力又与贤人相差甚远，却既不能推举仁人，又不能尊崇智士，这是人的第三种必然困败。人有了这几种品行，如果作君主就必然危险，如果作百姓就遭殃。《诗经》上说：“大雪纷扬密密层层，太阳一照立刻消融。他却不肯卑下柔顺，高居上位更加骄横。”说的就是这种人。
人之所以叫做人，是因为什么呢？回答是：因为人有等级区别。饿了想吃，冷了想暖，累了想休息，喜欢利益而厌恶危害，这些都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本能，是用不着学就会的，这是禹与桀的相同之处。然而人之所以叫做人，不仅仅是因为有两只脚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人有等级区别。猩猩的形象很像人，也有两只脚，只是浑身有毛，然而君子吃它的肉，喝它的汤。所以人之所以叫做人，不只因为人有两只脚，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人有等级区别。禽兽有父子却没有父子的亲情，有雌雄却没有男女的区别，所以做人的道理全在于有等级区别。
等级区别没有比上下名分更重要的了，上下名分没有比礼法更重要的了，而礼法没有比圣王更重要的了。圣王众多，我效法谁呢？回答是：礼的仪式因时代久远而湮没，乐的节奏，因年代久远而失传，掌管法制条文的官府也不复存在了。所以说，想看圣王的功绩，就要看其中最清楚明白的，那就是后王。所谓后王，就是当代的君王。舍弃后王而遵循上古之王，就如同舍弃自己的君王而侍奉人家的君王一样，所以说，想了解千年历史，就要分析现在；想知道亿万之数就要研究一二；想知道上古，就要研究当世普遍可行的治国之道；想知道可行的治国之道，就要研究人们所尊崇的君子。所以说：由近知道远，由隐微知道明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荒诞的人说：“古今情况不同，所以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同。”而众人都被这句话迷住了。那些一般人，愚笨而不会辩说，浅陋而不会判断。他们亲眼看到的事情，尚且都能被人欺骗，更何况千年的传闻呢？荒诞之人，对发生在门庭间的事，都能造谣骗人，更何况千年以前的事呢？
圣人靠什么不被欺骗？回答说：圣人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判断事物的，根据人来推断人，根据实情来推断实情，根据一类事物来推测同类事物，根据言谈来推测功业，根据道理来推测万物，这在古今都是一样的。只要事类不相背离，即使时间久远，道理也是相同的。所以面对各种邪说而不迷乱，看到纷杂的事物而不困惑，就是用这个规律来衡量的。由此看来，五帝之前没有什么人的事迹传下来，并非没有贤人，是因为时间久远而失传了；五帝之中没有谁的政绩传下来，并非没有善政，是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大禹、商汤有政绩留下来，但不如周朝的政绩那样详尽清楚，并非没有善政，是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已经失传了。传说的事情，年代越久远就越简略，年代越接近就越详尽。简略了就只举事情的大要，详尽了就会列举细节，愚笨的人听到事情的大略而不知详情，听到事情的细节而不知大要。所以古礼的仪式因时间久远而淹没，古乐的节奏因年代久远而失传。
凡是言谈不符合先王旨意，不遵循礼仪的就叫做奸邪之言，尽管有条理，君子也不听信。效法先王，遵循礼义，亲近学者，但不喜欢言谈，不乐于言谈，也必然不是诚信之士。君子对于正确的言论，心里喜欢它，行动安守它，又乐于宣讲它。所以君子一定要能言善辩。凡是人没有不乐于讲他喜欢的东西的，君子尤其是这样。所以以忠言赠送人，比赠金石、珠玉更为贵重；以忠言勉励人，比给他看艳丽的文章更为美好；以忠言说给人听，比钟鼓、琴瑟的乐声更为悦耳。所以君子对于言谈是不厌其烦的。鄙陋的人正好相反，只注重说话的内容而不顾及文采，所以一辈子都免不了卑贱、庸俗。所以《易经》上说：“不乐于言谈的人，就像扎着口的袋子一样，既没有过错，也没有荣誉。”说的就是这种陈腐的儒士。
大凡辩说的难处是，用最崇高的思想去开导最卑下的人，用最高的治国之道去对付最混乱的局面，这都是不能直接达到目的的。列举远古的事情则怕过于荒诞，列举近代的事情又怕流于庸俗。与时间的发展相一致，和时代的要求相吻合，说话时的缓和急，多和少，都要节制，就像堤坝控制水流，木工工具矫正弯木一样，婉转地达到劝说的目的，却又不挫伤对方。
所以君子衡量自己就像木工用墨线来取直一样严格要求，对待别人就像船工用船桨引人登船一样耐心引导。衡量自己像用墨线取直，所以足以成为天下的榜样；对待别人像用船桨接引，所以能够宽容大度，依靠众人完成天下的大事。所以君子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智慧而能容纳愚笨的人，博大而能容纳浅薄的人，精粹而能容纳杂乱的人，这就叫做兼容各种人的方法。《诗经》上说：“徐国已经归顺了，乃是天子的功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讲话的方法是：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去面对他，以端正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以坚定刚毅的意志去对待他，用比喻利引的方法来使他通晓，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使他明了，热情和气地向他灌输，使自己的话显得珍贵、珍异、重要、神妙，这样，所说的话就没有不被人接受的。即使不一定让人高兴，别人也没有不重视的，这就叫做能够使自己尊重的东西被人尊重。古书上说：“唯有君子能使自己所尊重的东西被人尊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必须能言善辩。大凡人没有不愿意说自己所喜欢的事物的，而君子更是如此。小人言谈邪恶，而君子言谈仁义。说话不合于仁义，那么他说话还不如沉默，他善辩还不如迟钝；说话合于仁义，那么善讲的就是上等，不讲的就是下等了。所以合于仁义的言谈至为重要。由上面制定出来引导下面的，就是政策和命令；由下面说出来效忠君上的，就是建议和劝阻。所以君子行仁义是不厌倦的，心里喜欢它，行动安守它，又乐于宣讲它，所以说君子必然要能言善辩。辩论枝节不如看清头绪，看清头绪不如推溯名分之源。辩论枝节就能发现问题，看清头绪就能阐明问题，推溯名分之源就能有条有理。这样，圣人和君子的职分就具备了。
有小人的能言善辩，有士君子的能言善辩，有圣人的能言善辩。不用先考虑，不用早计谋，说出来就能妥当，有文采而又合于礼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应变无穷，这是圣人的能言善辩。先考虑，早计谋,谈话简短而动听，有文采而又实在，广博而又正直，这是士君子的能言善辩。听他的话振振有词却毫无条理，用他做事则狡诈而没有功效，对上不能顺从贤明的君王，对下不能使百姓和谐统一，但却善于调弄口舌，言谈有度，称得上是夸夸其谈、高傲自大那一类人，这类人就叫做坏人中的奸雄。圣王兴起，必定先诛杀这种人，其次才是盗贼，因为盗贼可以改变，这类人是不可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