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便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真是多灾多病，衰老不堪了。①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

    10月间，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家人团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毕竟也稍添些慰安。

    可是到11月，又因发表一篇演说，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围剿”。

    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却不过洋人的纠缠，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次演讲的内容其实仍是他几十年前的老调子，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责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他批评说：

    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份。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c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②

    胡适否认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spirit，当时有人译为没有“灵性”，此话传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徐复观教授首先出马指责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③ 于是，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的一场论战及对胡适的暴风雨式的围攻。胡适也因此而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最后一次又住进了台大医院。

    论战先后在港台的一些报刊上展开，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政治评论》、《中华杂志》及《文星》杂志等都发表过文章，有人竟至于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提出质询。

    作为论战的两个营垒，一方的主要人物是自称独占“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的青年学人李敖。他先在《文星》上发表《播种者胡适》一篇长文，④ 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李敖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说：

    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于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文末对胡适也有所批评，主要是指责胡氏在“全盘西化”上还太保守，太不认真，竟去搞什么“整理国故”那样“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

    因为有这点“批评和讥讽胡适的话”，故李敖在分“捧胡”和“骂胡”的六派时便将自己超乎捧骂之外。⑤ 其实他基本上还是属于他所分的“捧胡”一方，但“捧”得胡适本人也很不开心罢了。⑥

    论战的另一方人物颇多。除了首先出阵的徐复观以外，胡秋原也在《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⑦ 文章标榜“超越”，似也批评传统派，实则重点在批评西化派，批评胡适。接着有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参战，针对李敖的文章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⑧ 他们一方面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因而骂之有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推崇陈独秀，认定陈独秀才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他们自然也抓住了历史事实的一些片面，而与他们各自的历史因素大约也是不无关系的罢。

    这场中西文化论战的暴风雨在胡适进了医院以后愈演愈烈，双方都写了不少文章，气氛相当紧张。胡适虽然素来号称修养好，毕竟也具七情六欲，也难于抑制心头的愤懑与烦忧。他甚至病也懒得养了。12月17日，他在病床上度过71岁(实足70岁)的生日，次年1月10日他便出院了，仍借住在福州街26号，以病老残年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

    胡适在病床上向贺寿者答礼

    据杨树人回忆，有一天下午胡适叫他去福州街26号商谈一件公事。事毕之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拿起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

    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

    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已是很不开心。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不断的说，不住的画，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文章说：“真是下流１⑨

    旧历春节以后，他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

    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⑩

    风烛残年、心脏病尚未痊愈的胡适，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雨、这样的激愤啊！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离开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将在蔡元培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这天，他心情颇愉快，因为这次到会的院士比较多，在国外的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等也都陆续到达。吴女士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吴大猷则是他的学生饶毓泰任教南开大学时的弟子，而杨振宁、李政道两位院士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胡适尽管主张“全盘西化”，而他自己却实在不脱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教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还喜欢拉点师承出身的关系哩。海外几位知名的学人回台湾参加院士会，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想看看胡适先生和其他朋友，而胡适又怎么能不高兴呢？11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

    上午，胡适主持院士会，进行完了全部议程，选出了七位新院士。中午，他又招待院士们午餐。

    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欢迎招待新、老院士，原定胡适不参加，但他兴致甚高，喜欢热闹，愿意亲自招待客人。他很早就到场了，忙着和院士来宾谈天，与记者们打趣，大家还趁机与他合影一张。有人便因此同他开玩笑，说院长成了“明星”啦。胡适便也很开心地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