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会上，他又轻松愉快地致辞，说：

    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自己虽然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位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吴健雄，一位是饶毓泰。我虽不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几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时，两位吴博士谈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该叫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我的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12

    胡适讲话时，人们看到他似乎有些疲乏，然而他是那样快活，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边，以致都忘记了他是刚出院不久的患着心脏病的老人！

    接着，胡适请院士们讲话。有人涉及到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的问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持悲观论的人顺便提到胡适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招致围剿的事，使欢快的酒会顿时笼罩了无形的阴霾。

    胡适是赞成乐观的，然而对于“围剿”他难免又生气，却尽量抑制着情感，说：

    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说这番话的时候胡适显得很激动。他已经感到不适，还勉强支持到酒会结束。

    他正移步往会场外边走，又与宾客、记者寒暄了几句。走到会场中部的时候，他忽然脸色变了，倾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医生急救也无效。13

    胡适在招待新、老院士的酒会上心脏病突发倒地，与世长辞

    在这欢乐的酒会结束时，胡适竟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有二。

    --------------------------------------------------------

    ①胡适1961年9月3日致李书华信，叙他这年病况颇详，中说：“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由此可见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已成问题了。见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②胡适的这次演说有自写的英文稿，未见。当时台湾各报的译文未经胡氏校阅，难免挂漏和歧异。后经徐高阮译为中文，经胡适校过，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③见徐复观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载香港《**》第12卷第24期。

    ④李敖的《播种者胡适》，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后收入他的《胡适研究》一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初版。

    ⑤李敖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说：“谈到目前捧胡和骂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1)文章派，毛子水是也；(2)诗歌派，劳干是也；(3)行动派，某校长夫人是也。骂胡的人中也有三派，(4)叫骂派，徐复观是也；(5)栽赃派，《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6)翻案派，本文所拟答复的两位先生是也(按，指叶青［任卓宣］与郑学稼)。”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出版。

    ⑥李敖自己在《胡适研究前记》中说：“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见该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版；又载《文星》杂志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⑦胡秋原的文章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⑧叶青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载台北《政治评论》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⑨参看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 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杨文并未指明胡适所批评的是何种杂志，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适研究”前记》一文里却承认杨文“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承认胡适指为“轻佻浮北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见胡适也认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说他“轻佻浮北，“瞎闹”，用语相当严厉。据此，则可知胡适指为“下流”的长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⑩同注⑨。

    11参看吴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欢迎院士会中的讲词及后记，载台北《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3期；讲词题为“胡适之先生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系该刊编者加上的。

    12胡适在这次酒会上的讲词，有几种记录，均不及经胡氏校正了。此处引文是根据《台湾新生报》记者所采写的《最后的酒会，光辉的终结——记胡适院长最后主持的院士欢聚酒会》一文的记录，载该报1962年2月25日。这个纪录也许难免有误，不及后来整理的完善，但较接近口语，很少修饰加工的痕迹，又是最早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一些。

    另有吴相湘作《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所录胡适的这段讲词，修改痕迹较明显，也不像讲话的语气了。已引录在本书第9章47则注⑩里，读者可以参看。另有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所引胡适的这段讲词，虽经修饰，还比较完善，引录如下，以供参校：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１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册，第3898～3899页)

    13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