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

    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也沾了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机，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电文略谓：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①

    同时，他给夫人写信说：

    那20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20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②

    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③

    当时正是广州陷落、武汉失守的危急时刻，胡适以一介书生担当驻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后即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后来，他又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④ 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拼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属难能可贵。

    就职伊始，国内因战事节节失利，和战问题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场，并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面“主持和平”上。10月18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内称：

    日本似知武力无法解决问题，一再央请德意调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话)。但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⑤

    16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灏致胡适的信中则说“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美总统调停而已，且闻某要员(文官)已派人在上海与日人板西谈判”，翁自己也认为：“盖目前仅赖‘抗战必胜’之信念实犹不足。……实际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兄能否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⑥ 由此可见国内主和空气之一斑。

    自日本侵华以来，胡适对国际局势十分关心。他多年主张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个喘息备战的机会。1935年6月他曾与友人通讯，评论形势，估计两种情况以为决定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裁判。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⑦

    以这种分析和预见为前提，故胡适主和以待变应该说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审察世界两三年来的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常7月30日在伦敦他曾给傅斯年一信，已经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⑧ 10月20日，他便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指出：

    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谈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状言，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⑨

    他所提出的“苦撑待变”的主张，对世界形势及我国抗战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实际的，对国内和谈妥协的空气有所抑制。

    12月29日，胡适又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电文如下：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18个月的牺牲。适6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⑩

    但这时汪精卫已经秘密离开重庆，潜往河内转香港，发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艳电”，无法挽救了。

    胡适接任大使时，既无外交经验，也无外交天才，他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他只是一个书生，主张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或所谓“水鸟式”外交，却居然以他的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受到美国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负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现在看来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

    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使节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就任短期内便告成功。后来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见，他配合专责谈判者作了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的相当尊重。

    胡适大使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那时，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

    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谈判遮人耳目，实则加紧对美作战的准备。在这紧急时刻，胡适多次拜谒罗斯福，就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形交换信息。12月6日他在纽约演说，得到华盛顿电话：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当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宫，罗斯福见面便说：美国已拒绝日本的要求，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回到双橡园中国使馆，刚坐上饭桌，电话铃又响了，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胡适说：“日本飞机已在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胡适闻讯，真为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他提出“苦撑待变”已经四年，至此总算实现“变”了。

    胡适作大使，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熟悉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民情，又颇擅长演说，所以能赢得美国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市哈摩尼俱乐部演讲，讲题是“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及康奈尔留学时游览独立战争战场的经验，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他说：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胡适又说：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他这篇演说后来又在别的重要场合讲过，被人称之为“佛尔居山谷”演说。11

    这佛尔居山谷的演说，还有一个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演说，讲到美国独立战争最初的困难，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退至佛尔居山谷时，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脚赶路，流的血洒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说他卖弄自己的记忆力，故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日子(12月17日)，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当日演说后，胡适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当时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对他的夫人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们送点花去。”后来听说胡适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国钦送了一张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适把这钱捐给美国的“医药助华会(ABMAC)”，胡适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国钦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