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又送一百美元来，纪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连续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这是胡适演说中一句闲话引出的一则佳话。12

    胡适大使手持美英加入反日同盟的文件在白宫前留影

    后来，胡适又因心脏病住院70多天，体质转差，却仍经常赴外地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王世杰信说：

    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13

    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由此可见胡适为国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得为美国朝野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与这位“书生大使”的演说也是分不开的罢。

    但是，胡适又毕竟是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交往中，他那书生式的“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难以对付，即就国内来说，自胡适任美使以来便有各种议论、反对和责难，也是书生胡适颇难应付的。据他的学生和好友傅斯年归纳，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

    一、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二、对介公(按，即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

    三、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住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

    这些确是书生的见识与行事，被人议论，怎可奈何？

    傅信还说，反对者又有指责“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的。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慕名趋奉，请演讲，赠学位，胡适也素好虚名，乐此不疲，4年间竟领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占他一生所受荣誉学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说：“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胡适不如此想，被人当作话柄，岂不是好名太甚之过吗？14

    国内对胡适使美的议论在1940年达到**。这一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去世，评议会推举胡适等三人为继任院长候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之谣言纷起，美国的《中国日报》上“中国要闻”栏登出重庆航讯：“最近我驻美大使易人消息，此间又有所传”，谓胡“患失眠症甚剧，有回国暂事休息之意”，将任其为中研院长，而以颜惠庆继任美使。胡适看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划了许多“？”，实为不满。他自己说：“以私人论，中研院长当然是我国学者最大的光荣；但为国事计，我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15 胡适还想为国效力，但政府却派来了宋子文等一群“太上大使”，使胡适的使事增加不少困难，也受了不少闲气。

    到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作官，是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他即复电中枢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打算留住美国续写《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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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册，1938年7月27日。（三版注）

    ②胡适1938年7月30日致江冬秀信。1948年12月他逃离北平时，留在寓所的大批书信、电稿、笔记、文稿和日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曾经“中华民国史组(研究室)”整理出版了部分“往来书信”和《胡适的日记》，尚有一批重要文稿书信未刊。此信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年谱》，附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耿著《胡适研究论稿》一书。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据此。

    ③此诗作于1938年10月31日。作者在华盛顿，题在照片上，送给当时也在华盛顿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先生。后收入作者1952年9月初步选编的《尝试后集》，题为《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诗后有跋云：

    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卅五年(1946)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按，1946年重题此诗，情过景迁，自有新意，**的文人解释是否离奇，将在本书67节里再说。）

    1964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一书，所收作者手迹已有跋，大约便是1952年编《尝试后集》时写的。诗的一二句为“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此处引诗，据作者1939年题在照片上的手迹，诗后署有“去年11月自题小照”一行字。

    ④此信写于1939年9月21日，参见注①。

    ⑤此电文转引自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78页。

    ⑥翁文灏1938年10月21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83～384页。

    ⑦同注①第12册，1935年6月19日后所附胡适致王世杰(雪艇)信。（三版注）

    ⑧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册第1640页。

    ⑨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20页。

    ⑩转引自台北《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采写的《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罗家伦讲的三个故事》，载1962年3月2日该报。当时王世杰致胡适等信中说：“罗总统复介公函(即7月23日函)于适之兄信赖倍至，弟阅之不胜快慰。”又朱家骅、顾翊群致胡适信，都说到美借款对国人和战事的鼓舞，感谢胡适之功绩等，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中册，第449、498～499页。又可参看李青来采写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载台北《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又载台北《中国一周》第620期。

    11这篇演说曾译载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曾经蒋介石阅过。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81页，曾引雷格曼(Harold Riegelmam)先生回忆当时胡适演说的情形，说：

    他(胡适)将中国当时情形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队在佛尔居山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后的演变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乐部宴会演说后，他和我同到东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务所伙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几位朋友宵夜。我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身边感觉到剧痛，他的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荆我劝他离开，并且委托在座的彼德·格林顺路亲送他回到大使饭店去。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玻他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他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他那篇“佛尔居山谷”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的命。

    雷格曼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法律顾问。

    12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2年1月22日记。（图文版注）

    13此信未见，引自王世杰在台北传记文学社“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与政治见解》，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14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中册，第477～478页。

    15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