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9月8日，他乘船西上汉口，在船上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告校中各同仁。那时北京已沦陷，故信以一个商人的口吻隐喻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口之计也。①

    胡适的思想虽仍不免有些悲观，“明知时势不利”，但还要去“尽人事”，努力为国事奔走，爱国之心、抗战救国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9月13日，胡适自汉口乘飞机，经香港、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于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

    到了美国，胡适便大忙起来。当天午饭后他便到大中华戏院演说，讲题是“Can China Win?”(中国能战胜吗？)30日出席加州大学校长的招待会，并有演说。10月1日晚又到哥伦比亚电台作英语广播演说，题为“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当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时期，全国上下厌恶战争。因此胡适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并说：

    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②

    这次演说还发生过一点波折。胡适9月30日晚上从加州大学回寓所，已经半夜了，匆匆吃了一点宵夜，凌晨一点开始写广播演说稿，直到天明才写完，交给了电台。那时美国的新闻似乎也要检查，下午有人来转告说，电台嫌胡适的演说词太厉害，要他修改。胡适听了大为生气，告诉电台中人说：“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这样一坚持，电台中人反而更客气了，稿子也不要求修改了，按时于晚上7点45分播出。当他10点回到寓所时，便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国朋友布朗(M.I.Brown)夫妇的贺电，祝贺他演说的成功。③

    10月8日胡适到达华盛顿，12日便与王正廷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情况，希望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对战局甚为关心，问中**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答以定能支持。罗氏又说到九国会议及美国中立法案的困难，临别时嘱胡适不要悲观，态度很诚恳。

    从此至第二年7月，胡适即在美国、加拿大各地作巡回演讲，说明日本侵华的暴行及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和世界公论的同情与支持。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颇有影响。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