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值得怀疑。在以后的十年中，它的确一直紧跟中央的政策，但它是出于盟友的关系而不是出于臣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被思想感情或正式的控制手段所支持，倒不如说是被田兴的个人忠诚和朝廷给军队的大量赏赐所维系。但魏博作为一个盟友，使宪宗进一步的计划得益匪浅：他使其他东北诸镇不敢轻举妄动；魏博的军队直接参加了以后的征战；这进一步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如果不是魏博改变了态度，宪宗统治的以后的成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到814年，皇帝又准备进行军事干预，这一年的后期，随着淮西领导人的变动和新节度使吴元济的上台，机会出现了。它长期以来是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虽然它地盘不大，只有三个州），但所处地位却能对沿汴渠的任何地点进行打击，还能轻而易举地威胁富饶的长江的几个藩镇。但它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自治藩镇中是最易受到攻击的一个。淮西之役始于815年初期，战役的三年也许是整个宪宗之治中最危急的时期。①如果说魏博的效忠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那么在牵制其他潜在敌对势力的同时朝廷对淮西的胜利就成了宪宗最后政治成就的拱顶石。这一艰巨的军事努力，把他的朝廷的威信置于最严重的考验，使中央的资源和统治精英的团结置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但如果征讨不能取得胜利，朝廷能否完全恢复对河南的控制就成了问题。北方的成德和平卢从宪宗之治开始时就摆着要与朝廷对抗的架势，这时敏锐地认识到政府的胜利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它们千方百计地试图妨碍朝廷进行的这次战争。815年，平卢单独地负责造成三起引人注目的破坏和恐怖活动：焚烧了河阴（洛阳附近）的大税收中心；在京师暗杀了采取强硬路线的宰相武元衡；使用武装的恐怖分子试图给洛阳造成一片混乱。战略上的考虑使对平卢的立即讨伐行不通，因为它在藩镇中地盘最大、最为富饶和人口最多。后来皇帝感到对待它应不同于成德。

    淮西之役从一开始行动缓慢，第一年几乎毫无进展。朝廷当然希望从边境征召军队一举结束反抗。其办法可能是制造淮西内部不和。但当这一希望落空时，朝廷被迫不断地施加无情的压力以拖垮淮西。这次战役于是成了消耗战，直到817年后期才结束。

    官军表现出的无能，部分地是政治考虑的结果。为了避免危险地改变国内军事力量的分布状况和过分加强任何个别藩镇的力量，朝廷从十七八个藩镇抽调兵力组成进攻军队。但这些军队从来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另外，官军非常难以建立起统一的指挥，包围敌人的各个部队很少协调它们的行动。

    而且它们还遇到了坚决的和领导有方的防御，何况淮西还得到当地民众的有力支援。淮西的防御依靠地方民兵和志愿部队，阻止了进攻者的任何严重渗透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淮西靠本地的生产支撑了下来。后来，占压倒优势的帝**队始终没有减轻的压力开始对淮西的士气和资源产生影响。士气的衰落和资源的紧缺大大地有利于决定性的军事行动，817年秋，官军将领李愬对该镇治地蔡州的一次漂亮的奇袭结束了这一战役。

    为了防止这一地区再次发生麻烦，政府干脆取消了淮西的建置，把它的领地划归邻近三镇治理。

    从816年起，朝廷已同时讨伐成德，这一次由河北和河东的军队及其同盟军进行。讨伐之发生是因为成德对邻近诸镇进行一次次挑衅并发生冲突之后，它对815年夏宰相武元衡之遇刺负有责任（后来证明错怪了它）。虽然朝廷的容忍已经达到了极限，但对第二战线的开辟仍有一片强烈的反对之声，有的高级官员以辞职表示抗议。但宪宗力排众议，可能他预料淮西之役会及早结束。官军开始时对成德取得了几次小胜利，但不久局势急转直下。由于对在河北作战的军队的控制不如对鏖战于南方的军队，朝廷甚至没有故作姿态地任命一名全面的指挥将领，所以个别军队取得的少数胜利却因互不支持而劳而无功。鉴于以下两个有利于成德防守的因素，像809至810年那种胜负难卜的局面并不那么令人惊奇：它西面倚偎太行山，具有一条难以攻破的天然防线；北面的幽州态度暧昧。再者，大量军费用于作战的军队，这里的军费的负担无疑会妨碍对淮西全面作战的努力。这次讨伐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收获后，再次停了下来。

    当817年中期敌对行动结束时，没有恢复依例颁布的大赦令。相反，成德到818年很久以后仍未获得特赦，所以在官方看来王承宗仍然是一个叛乱者和不法分子。就在此时，淮西当然已被成功地击败和分割。818年初，在此之前已接任其父之职达13年之久的横海节度使郑权自动辞去了此职。朝廷第一次取得了任命自己的人选为横海领导的机会。这些事态的发展，再加上因没有正式的地位而在内部显然出现的紧张局面，终于使王承宗认清形势而就范。818年春，为了报答赦免和重新被封为节度使，他同意把他的藩镇纳入帝国正式的行政结构之中，并且交出了有争议的德州和棣州，它们后来划归横海治理。他同意将他的两个儿子送往京师作为人质，这一让步意味着他放弃了任何家属接任节度使之位的权利。成德与朝廷关系的这一转变很可能是对藩镇恢复控制的第一步，并且成为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转变。就一方面而言，朝廷正在不断提高的威信和积聚的力量肯定形成了这些变化的直接背景；但另一方面，直接的军事干预——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也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尽管中央政府不能降伏藩镇，但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服其领导人自愿放弃其特殊地位。

    剩下的一个应恢复中央控制的明显目标是平卢，它是华北诸镇中最大的一个，自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中央和地方在东部的每一次冲突中几乎都有它参与。剩下的另一个大的自治藩镇是幽州，它还没有造成紧迫的问题，因为它地处河北边缘，在整个宪宗统治时期与朝廷保持着和睦的关系。自从消灭淮西和朝廷与魏博、成德建立新关系后，平卢再也不能指望从其他的藩镇得到支持了，所以它对中央政府的迁就的重要性就变得十分明显。节度使李师道的一些随从力促他作出王承宗那种必须作出的让步。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在战场上的形势不利，他仍有时间搞外交妥协，所以说服他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地方的自治传统和平卢能够成功地保持地方世袭领导达半个多世纪的事实，遮盖了这一派和李师道的耳目，使他们不能敏锐地看清新的现实。

    政治解决的谈判破裂了，政府就精心准备军事行动。818年后期，战役开始。事实证明，任务远不像预料的那样艰巨，部分原因是平卢政治上的孤立和朝廷总的地位的改善，部分原因是平卢保卫特别漫长的边境所遇到的困难。在败局已定时，李师道在819年初期被部将们所杀，他们立刻投降。朝廷无意让如此大的一个藩镇——特别在这一战略地区——再存在下去。因此，经过了对它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一番调查后，平卢被分成三部分：东北部分保留原名，但其辖地减到五个州；西北置天平，治三个州；南部置兖海，治四个州。但这些新藩镇获准继续把它们的全部岁入用于本地开支，直到832年才对中央政府贡献。

    这是宪宗最后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这一次胜利消除了在河南唯一留下的威胁，从而在黄巢叛乱之前使朝廷牢牢地控制了帝国的中部，它只留下河北三大镇（魏博、成德和幽州）的节度使不是完全由朝廷任命的地方领导人。但甚至其中的两个也承认了朝廷指定其接任者的权力。自安禄山之乱后，朝廷的威信高于任何时候，河北以外最后一个长期牢固地树立自己势力的藩镇统治者韩弘自动放弃了他在宣武的统治并迁往京师。虽然他的兴趣更在于利用他横跨汴渠的地位来发大财，而不想建立独立的权力基地，可是他完全可以证明朝廷的命令是撤不掉他的。因此，除了所提到的少数个别事例外，到820年，唐朝廷已经巩固了它对地方最高级官员的任命和选派权。

    在宪宗的整个统治时期，他试图从中央通过政治、行政以及军事手段来加强控制。他广泛使用的一个政治工具是监军使网络。这是与他一般都严重地依靠宦官的做法和与他自己的独断专行以扩大皇权的脾性相一致的。他在位时期，他在这方面的行事方式必然会不断遭到官僚们的反对。但宪宗敏锐地感到需要官员的高昂的士气，所以他证明比德宗多少要灵活一些。例如，当809年他任命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为讨伐成德的指挥官而引起了一片反对之声时，他就命他担任一个次要的职位，不过其地位仍能影响指挥的决定。当讨伐不顺利而中断时，他又采纳了把他降级的要求。①后来，在结束淮西之役遥遥无期时，他接受了官员们的建议将诸监军使从各战场召回，因为他们作了有害的干预。似乎与此有关的是，不但在这一次，而且在以前和以后，皇帝本人似乎企图取得实际指挥战役的全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宪宗至少在这一次承认了失败。我们难以确定他采用监军使制后的具体变化，但他的坚强的领导使这一制度非常有效。他的政策的另一后果（他过人的自信使自己不能看到这点）是，宦官在藩镇中牢固地扎下了根，这与他们在朝廷中已经取得强有力的地位的情况相似。

    由于中央政府地位的提高，到宪宗末年中央立法的速度加快了。从这时起，我们看到了一些措施：有的旨在取消作为地方节度使补充收入来源的屯田；有的不让节度使起任命县令的直接作用；有的总的来说加强了刺史对节度使的地位。但是，最最重要的是819年春进行的一项改革措施，它改变了各藩镇军事权力的界限。这一立法所要消除的局面被元老重臣和新任命的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作了详细的阐述：“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得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①乌重胤这里所谈的是河北已经发展起来的极端形式，但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只要藩镇当局拥有军事全权，那么它们得以完全支配地方文官当局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在乌重胤上奏这份报告时，中央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他在自己的领地中采取的主动行动显然为这时在全国颁布的全面措施树立了一个榜样。

    这一措施内有两条关键的规定。第一，它取消了节度使在他所治州以外的一切兵权；第二，它将这些部队分由各驻守州的刺史统带。自六朝以来，刺史第一次被授予长期和明确的兵权。出于明显的原因，边境地区不受这项立法之限。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像809年的措施设法削减诸镇的财政潜力那样削弱它们的军事潜力。要完成它，不能直接减少人力（这样会造成另外的问题），而是通过分散地方集中的兵权（这种情况在此以前曾造成了大混乱）。那些负有军事责任的节度使决没有因此而被弄得毫无实力。他们继续控制着他们的牙军，它是最庞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况且地方上的权力关系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变化。但是那些想加强对割据地的控制或者想对文官当局施加军事影响的任何节度使此时基本上失去了用以达到此种目的的手段。结果，藩镇与州之间的财政关系可能也改变了，虽然还缺乏这方面的明确的证据。州这时负担了在旧制度中根本预见不到的军事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州对藩镇的财权贡献失去了基础。藩镇在紧急时刻或有特殊需要时仍可能号召其所属的州；但在日常工作中，它不得不靠藩镇所在地的有限的收入来维持。因此，在宪宗之治的最后几年，藩镇的结构又经历了另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大大地有助于消除使藩镇不同于牢固地以州县为基础的较旧的行政体制的一些特征。

    在这些成就和不断实行新的主动措施以后，宪宗还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就只能猜测了。820年2月，他被两名对他不满的宦官所害，从而结束了唐代最后一个搞改革的统治期。虽然官场对他的专横的行事方式和贪图收入开始充满不满情绪，但他的遇害似乎不是政治反对的结果。对他的成就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宪宗恢复了君主的权威和力量，在此过程中使以后半个世纪对官僚控制的大力加强有了保证。最重要的是，他对藩镇结构的变动使地方军事威胁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作为皇帝，他的政治成果不但确保中央的法令能全面地和远为充分地得到贯彻执行，而且如日野开三郎提出的那样，这些成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使两税法的真正实施实际上扩大到帝国各地。①

    在评价他的成就时，我们应以他前面的几个皇帝作为考虑的出发点，而不应以完全重新集权化这一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衡量。根据这一尺度，宪宗出色地达到了他的目的，而且突出地表现为王朝后半期唯一的有成就的皇帝。我们如何来解释他取得成就的原因呢？主要的原因似乎有三个。首先，他开始其宏图时的环境比人们想象的德宗晚年政治失败时的形势有利。从德宗那里，他继承了重新充实的国库和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所以虽然皇帝还不能命令全国普遍遵守法律，他的地位基本上确是安全的。另一个主要资本是官僚集团，它内部尽管有派系斗争和贪污腐化的迹象，但相对地说处于健康的状态；其中有李吉甫、李绛、裴度和元稹等许多杰出的官员。于是，朝廷拥有采取有力的中央行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次，宪宗深刻地了解整个帝国的政治—军事形势，这使他能够制订有效的策略。他能保持计划的灵活性，尤其避免把力量过分投入任何一个地点，而是一次针对一个目标（唯一的例外是816至817年他对成德开辟第二战线）。他的行政措施虽然也打击藩镇力量的要害，但如果看起来行不通，就决不轻举妄动。第三，他很清楚如何运用皇帝的权力，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并且在制订政策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看来他基本上是知人善任的，这反过来又增强了所用之人的信心。李翱的赞歌“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可能是溢美之词，但它反映了当时满怀信心的情绪。

    ① 本节取材于C.A.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51—191页。 ① 《旧唐书》，卷147第3974页；《资治通鉴》，卷237第7627页。 ① 特别见日野开三郎：《潘镇时代的州三分税》，载《史学杂志》，65.7（1956年），第650—652、660—662页；松井秀一：《裴垍的税制改制》，载《史学杂志》，76.7（1967年），第1030—1061页。 ① 《全唐文》，卷646第4—6页；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海牙，1961年），第117—119页。 ① 关于这次战役，特别在军事方面，见C. A. 彼得森：《815—817年反对中央政权的淮西之战》，载F.A. 基尔曼和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麻省坎布里奇， 1974年），第 123—150页。 ① 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第125—133、153—154、226—228诸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1第7768页；《册府元龟》，卷60第21—22页。 ① 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下唐朝的振兴和两税上供》，载《东洋学报》， 40（1957年），第227—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