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强调其与第三世界拥有共同的利益，认为第三世界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

    周在1973年8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很精辟地阐明了中国对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看法。②这位总理试图避开来自敌人和假定的盟友的双重挑战。谈到莫斯科时，他说，中国尽管“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历史证明，中国“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更不用说独“吞”了。70年代初中国官员曾不祥地说过，“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这一声明使用了不规范的数学表达法，多说两倍以上的数目）。而现在则说区区百万大军不足以入侵和征服中国。一场苏联侵华战争制止住了，那是因为没有人会重犯30年代日本人致命的战略错误。谈到两个超级大国时，周说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任何反对中国的活动都是为了牵制对手，而不是为了征服中国，因为“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周还强调说，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中国主张建立“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统一战线。

    周尽力将中国与争权夺利的大国分开，以便有效地避免对中国的压力和威胁。在美国与其对手苏联的竞争中，中国不想被美国利用——正如毛早先所说的那样，“站在中国肩膀上与莫斯科打交道”。①同时，周抨击了认为超级大国的紧张关系已趋于缓和的观点，认为苏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持久的——这反映了两国的“争霸野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有一天会导致世界大战”。中国不在此列，因为中国在本质上不是帝国主义的，而且也不是“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中国将站在一切受压迫的国家一边，置身于超级大国竞争之外。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说法都有其现实意义。通过不参与（至少是口头上的）超级大国间的争斗，周尽量不引起左派的批评。左派认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会破坏中国的意识形态准则。

    “四人帮”对周与邓的怀疑与仇视越来越重，但是，他们只能暗地里攻击中美关系的改善。由于毛个人对中美和解的赞同和**不光彩的死亡（更不用说中国在与西方的关系中获得的战略利益了），使这些激进派很难对中美关系进行正面攻击。然而，周与邓都极易受到间接的批评。与西方不断加紧的接触使中国卷入了“大国政治”的漩涡，从而危及了中国对第三世界的立场，破坏了中国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相信了美国在遵守《上海公报》中确定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忠诚和友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和她的同伙支持仇视外国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潜伏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之中。

    中美关系的停滞不前并没有妨碍邓小平采取与西方和解的主要行动。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他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这种批评显示了他的勇气。在与美国公开或私下解决棘手问题时，邓小平从来没有被指责为“对美国软弱”过，他的国内政策含有希望西方广泛参与中国现代化的成分；这使他的政治对手得以攻击他为了迅速发展经济而出卖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然而，指责美国软弱与姑息退让的是邓而不是激进派。苏联断言：国际安全的需要使中国必须尽快发展经济与技术；邓认为，中国要摆脱衰弱和落后必须不断把苏联的这一说法放在心上。

    由于没有受中美间政治问题的干扰，中美两国的贸易在70年代初发展很快（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农业歉收）。70年代中期，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减少；这使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粮食数量骤减；与此同时工业品的贸易额仍很低。虽然华盛顿在向北京转让西方先进技术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日本仍是中国工业设备和整座工厂的主要供应者。迅速增长的石油生产使中国石油出口日本的数量上升，偿还了这些设备所欠下的债务。但是，这些却使邓小平遭到了左派的攻击。

    尽管有些严厉的批评；但邓仍然继续挑美国外交政策的毛病。毛使邓接受了他的政治开放方针；他曾直率地对基辛格说：“他认为美国未能有效地制止住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①这位主席晚年的思想一直很矛盾；他想反苏，而不愿付出意识形态上的代价。1975年1月，毛没有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则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在会上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措施。同时，毛却私下会见了保守的巴伐利亚领导人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此人以反苏而闻名。毛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明显地表明了他的矛盾行为。毛认为，苏联的扩张与国内修正主义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没有必要区分孰轻孰重。

    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没有必要的办法和领导能力去巩固、完善两国的关系。邓指责基辛格和其他美国官员对苏联的不断挑衅所表现出的软弱，以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无能。但是，他避免提及他自己的不利境况。70年代中期，派系斗争剧烈，邓没有赢得谈判突破的政治自由。毛极为衰弱、变化无常；周自我引退，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活动，而邓则在全力对付着他的政敌。

    由于与美国的关系毫无进展，中国人便无意看好美国的力量了。1973年石油危机后尼克松总统在政治上的失势；苏联在第三世界发展了势力；西贡政府的垮台：所有这些使中国人认为美国并非是坚强、可靠的伙伴。特别是在1975年4月南越政府倒台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虽然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期待这一结局，但这件事使他们更加相信美国是消极被动的，它在战略上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说，与美国发展亲密关系对北京来说虽然是重要的，但其价值已大大降低了。

    1976年1月周逝世、4月邓第二次下台后，中美关系突破的前景黯淡无光了。为了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福特总统不愿意为同中国和苏联建立密切关系而冒犯、疏远保守势力。任何进一步削弱美国与台湾关系的行动都会严重损害福特与共和党右翼的关系。为此，福特总统选择了不改变政策的方针。这种方针却遭到了北京重新得势的左派的攻击。7月，副总理张春桥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全然不顾周和邓先前实施的外交政策，尖刻地指责了美国对台的政策，甚至警告说中国很可能对台北动武。当两种政治制度均面临继承人问题时，张春桥的讲话明显地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滑坡，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

    1976年9月9日毛的逝世和10月份“四人帮”的被捕并没有立即改变上述形势。新近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党和国家高级职位的华国锋同时担任了**党的主席和总理；但他缺乏决定外交政策的威望、经验和政治权力。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变化太大了，不可能采取大胆的战略行动。华当政期间，各派都在起作用；而在排除“四人帮”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是包括叶剑英在内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在国内而不是国外；而中国刚刚从几个月前的政治与天灾中恢复过来。推动中美和解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新上台的领导难以作出决断。毛死后苏联断然拒绝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也表明了当时的形势：世界秩序静止不变。

    1976年 11月，北京全然不了解的一位民主党人当选为总统；这又引起了新的不稳定。虽然70年代中期中国与尼克松、福特政府的关系愈来愈坏，但中国高级领导层对美国官员（特别是对基辛格）是非常熟悉的。水门事件已使中国人开始研究美国的宪法程序；总统选举也已使他们对选举进程的千变万化有了认识。由于两种制度和解的缔造者们都已退出了舞台，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稳定、需要重新调整的时期。

    ② 有关后一个问题的证据含糊不清。据一位参加了与中国人的讨论的美国人说，邓对基辛格说 “美国欠中国一笔债”，因为尼克松在1972年时曾承诺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前完成中 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11页。 ①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4—71页。 ② 1975年7月10日《纽约时报》。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 7页。一位奉命为周写传记的中国人断言，在尼克松 访华期间，周的癌症就已十分严重了。作者们进一步声称，1966年以后，周就一直因心脏 不好而被困扰。方钜成和姜桂侬：《周恩来传略》，第115—116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67、69页。 ② 同上，第692页。 ③ 同上，第697页。 ④ 同上，第68、694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52页。 ①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47—70页。 ② 同上，第56、67页。 ① 马奎斯·蔡尔兹：“同周恩来谈话”，载《华盛顿邮报》，1973年5月26日 ② 本章节周的评论出自其“在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 日），《北京周报》1973年9月7日，第 22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763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0页。基辛格并未注明毛的那次谈话是在哪一天，但却暗示是 在1975年底他几次会见这位主席中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