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展望中美关系似乎很乐观。尼克松总统取得了1972年11月大选的巨大胜利；1973年1月23日，美越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这些不仅预示了中美关系将稳步发展，也缓和了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显然，这与美国人从台湾撤军有关）。中国多半期待着美国在尼克松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并在北京建立美国大使馆，然而不知道是否有美国官员曾对此作过明确的表示。②另外，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不再会有越战的干扰。尽管河内领导人十分怀疑中美两国在以牺牲越南利益和使柬埔寨的战争继续恶化为代价而互相勾结，但是这一地区的前景总的来说比以前乐观了。

    1973年2月基辛格的访华证实了这种乐观情绪。①毛和周对基辛格的热情接待说明19个月来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了巨大进展。中国领导人由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就广泛的战略和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人进行了讨论。出乎基辛格的意料，周提议在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在两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作为大使级的代表。尽管周以其娴熟的外交技巧向世人宣称，这个提议来自美国；但是中国人已决定尽快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然而，1973年初的乐观情绪是短暂的。数月时间，水门事件的危机困扰着尼克松，使他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并于1974年8月辞去了总统职务。毛个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会使在职的美国总统下台，真不可思议。后来在与访华的泰国领导人克立会谈时，毛说他正在琢磨美国的科技发明（比如磁带录音机），并且坚持说他难以理解为什么尼克松在白宫用了录音系统便被说是犯了罪。②毛除了对美国法律程序不甚了解之外，还很可能怀疑是那些反对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美国人在政治上找尼克松的麻烦，因为他们希望中美关系进程出现偏差。

    然而，并不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国内正在酝酿着的政治风暴也严重地束缚住了北京在外交政策执行方面的手脚。造成这种不稳定局势的直接原因是周恩来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并婉转地向尼克松与基辛格提及自己的健康状况。③周由于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正在不断恶化，所以急于要解决他拟议中的三大政治问题：扩展中国的外交活动（包括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国内转向实现经济现代化；全面重建党政权力机构。其中第三个问题最重要，争议也最大，因为要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一批高级官员“翻案”。首先要为邓小平翻案。1973年2月，邓小平返回北京，4月首次在外交场合露面。不管邓小平复出的原委如何，毛与周的继承权这一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紧迫了。

    外交政策（特别是与华盛顿的关系）与继承权的斗争有什么联系呢？即使回顾历史，也很难弄清那时令人震惊、极富个人色彩的政治状况。解释不清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76年初周去世之前一直不愿采取影响邓小平第二次下台的果断行动。1973年2月这位主席在与基辛格会晤时说，中美的贸易状况是“令人遗憾的”，但称赞了联络处的开设。基辛格回忆道，毛还承认“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①在11月份与基辛格的另一次会晤中，是毛而不是周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而中国人实际上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期限。毛当时说：“我认为，我们目前不统一台湾也可以……，世界上的事情不用办得太快，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②基辛格把他与毛的这次非常详细的谈话看成是他任国务卿期间保留下来的“中美关系的圣经”。③最后，毛警告说，中国女人“会带来灾难”，基辛格对她们要小心。④

    几周后，**及其同伙便发起了反对周、邓以及与西方和解政策的非常规的战斗。1973年底周已从中美关系的进程中退了出来，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交给了身体健康的邓小平。基辛格注意到，在后来的会谈中与他谈判的中国对手一次也没有提到周的名字，只提了主席的指示和讲话。总理的退出看来既有健康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由于周的有限精力集中到了其他事务上，所以他几乎不再参与外交事务了。

    除了中国的政治动乱以外，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计划使中美关系的改善更加困难。当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开始重新评估其长期战略目标的时候，周恩来和毛开始怀疑美国可能认为与苏联的关系更加重要，从而越来越忽视中国。尽管华盛顿不断向北京保证将向中国通报美国全球战略的各个重要方面，但是早在1973年2月初周就说美国很可能将“苏联这股祸水东引”。①当逐渐失势的尼克松不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特别是当他寻求与苏联保持并加强合作时，这些怀疑就更加严重了。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没有给中国人做什么保证。

    基辛格坚持与苏联缓和并没有损害美国的外交形象。北京领导人认为，基辛格努力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表明美国一直在幻想着软化苏联的实力，也说明美国根本不考虑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关系对中国安全的影响。1974年11月福特与勃列日涅夫的最高级会晤突出表明美国根本不重视中国的利益。苏美不仅就新的战略武器控制条约达成了初步协议，而且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会晤：这显然表明美国默许和承认了苏联对有重兵驻守的一直有争议的中苏边境地区的战略要求和政治要求。翌年夏，在赫尔辛基签署的东西方协议使中国人更加不安，因为这些协议使西方接受了战后欧洲的分裂现实，使莫斯科得以抽身在政治上干涉亚洲事务。

    毛和周对基辛格提出警告是很客气的；但邓小平却没有同样的克制。1974—1975年间，邓小平的政治地位稳步上升；他的直率性格加深了与华盛顿的分歧，据说基辛格认为邓是个“讨厌的小个子”；而邓同样、甚至更加蔑视他的对手。这种互相敌视还表现在邓的助手与其谈判对手交换意见的时候。中美高级官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就像其建立起来那样很快就消失了。1972年毛知道尼克松访华将有助于他连选连任；而邓却没有向福特总统发出访华的邀请，反而有意识地邀请了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基辛格的主要政治对手）和民主党的重要政治家访问中国。1975年底，福特访华，但成果甚微，只进行了正式的官方的针锋相对的会谈。

    然而，这场斗争的发起人是毛和周，而非邓。①1973年初，当基辛格希望与莫斯科就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进一步谈判时，周便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怀疑。在这位总理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并指导一个联盟，以限制苏联的野心，使莫斯科难以让西方国家具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基辛格希望苏联会愿意认真地进行谈判；周对此嗤之以鼻。毛同意周的观点；并强调指出，在苏联势力不断发展而不是削弱的时候，虚假的缓和是危险的。基辛格则认为，越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而中国除了依靠美国来限制苏联的袭击外则别无选择。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中说，美国可以“既有茅台，又有伏特加”。他认为，如果由美国来左右这两个**大国，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得不到解决。

    基辛格的过分自信来源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节制和准备公开承认美国东亚地区的安全部署。②1973年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没有提及危言耸听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幽灵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双方早期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相反，这位总理着实称赞了一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样，毛指出，美**队在亚洲的部署“太分散了”。毛与周的意图十分明显：通过承认美国的地区安全作用和警惕苏联的帝国主义计划，北京希望尼克松政府能够认清加强与北京的密切关系要比注重与莫斯科的不稳定的、带有危险性的和解好得多。

    另外，基辛格还夸大言辞，说1973年将是“欧洲年”，这就是说，美国对各地区和各国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不是权宜之计。基辛格讲话中流露出的一种霸气，视中美关系如草芥。北京对此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尽管北京仍准备寻找机会与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但基辛格的话使中国人专就中美分歧展开了争论。

    周是表示不同意美国战略思想和决定的第一个人。这位总理又回到了1972年毛与尼克松会谈时提出的问题：即苏联长期战略的重心问题。毛虽然自认十分担心苏联在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但坚持认为莫斯科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苏联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加，但到70年代的增加的速度开始减缓了：这表明莫斯科在中苏边境部署军队的能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安全保证（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动因）的需求就不太急迫了。1973年5月周第一次指出，苏联的突然袭击已被制止住了。①

    苏联军队集结速度的减缓使周得以重申毛的观点，说苏联军事威胁的主要目标是西方而非中国。毛最担心的事一直是苏美和解可能使苏联对中国增加其政治、军事压力。由此产生了三种结论：第一，是否全部解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北京并不十分看重；第二，北京强调欧洲不断增大的军事危险，希望华盛顿与莫斯科把注意力集中在远离中国国土的地区；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