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对美开放起因于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传出有关中国内部对美、苏的看法的争论情况；①但是北京的领导人似乎在忙于处理当时正在进行的派系斗争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尚无暇对中国的安全状况作出明确的评估。只是到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才注意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同时出现了下面三种情况：（1）中国党政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建；（2）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厌战情绪预示着美国将从越南撤军；（3）苏联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不断集结军队，心怀叵测。

    （毛提到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问题和中国针对苏联的仇外情绪引起了苏联的恐慌），苏联1965年初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部署。早在1966年初，中国发言人就注意到了苏联在原来防卫力量较少的中苏边境的增兵活动。苏联增派地面部队是准备使用的，首先是进行带有挑衅性的边境巡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随后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使苏联有可能发动针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威胁性的、讨伐性的军事进攻。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周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开始将苏联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认为苏联很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

    在此情况下，周开始重新考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大敌人”的概念的后果。尽管中国在其声明中仍然强调美苏之间的所谓“互相勾结”，但是，苏联直接的军事挑衅与美国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显然是大不一样的。虽然莫斯科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反对中国，但是中苏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使中国极易受到攻击。1945年的满洲之战，使苏军总参谋部十分熟悉中国境内一些可能发生战斗的地区的地形。另外，苏联还掌握所有中国武器体系运作的详尽情况。尽管苏联东部地区远离其军事供给线，但是不久苏联的后勤供应能力便会得到改善。更为可怕的是，1969年夏苏联人已在从东欧到中亚一线重新部署了轰炸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些部署可能是在作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准备。①美国主要依靠其部署在远离本土几千英里外的空军和海军力量“遏制”中国；而苏联则有其固有的地理优势，它的军事力量（包括地面部队、空军和核武器）就部署在苏联本土上，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北京新兴的战略武器都构成了长期的直接威胁。

    这些潜在的危机导致了1969年冬的边境流血冲突。这次冲突是因争夺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而发生的。正如第三章所述，3月的敌对行动很可能是中国方面首先挑起的；中国人似乎想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警告苏联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危险。然而，苏联方面随后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的公开警告，使大规模毁灭性的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8月末，在新疆发生的争端以及苏联官员私下做出的有关可能对中国发动惩罚性战争的不祥暗示，表明情况越来越糟。北京的官员看来是真的担心莫斯科会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了。

    中国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的不断升级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反应：（1）在近期，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以控制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2）从长远考虑，在不过分惹恼莫斯科的前提下于中苏边境部署大批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3）主动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包括直接向华盛顿作出某种表示。这三方面的工作在同时进行，然而第三条，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条“腿”却行动得最为缓慢。

    1969年夏是中国最有可能受到苏联突然袭击的时期，但是直到1971年春末，北京才明确表示准备接受美国的高层使者。为什么时间拖得这么长？首先，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想重新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最初表示没有迅速作出反应。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准备来年2月底恢复与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更重要的是，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有兴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但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中却缺乏这一点）的基础上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尼克松新政府虽然同意了北京提出的谈判时间，但是尼克松总统原先的对华看法减少了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1969年1月24日，中国一位低级外交官在荷兰寻求政治避难；中国为此提出了抗议，但是一直等到2月18日（预定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前两天）才宣布不参加谈判。一直到1970年1月华沙谈判才得以恢复。

    尽管中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比较明显，但是美国对中国最初的和解表示却未能积极响应，从而妨碍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实施。50000447_0429_0①10月19日，中国打破了对美越巴黎和谈长达5个月的沉默，第一次含蓄地声明支持美越通过和谈结束战争。11月底，北京重新发表了**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有段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此外，北京将美国描绘成一副孤独、衰败的景象，并发表了尼克松宣誓就职的演说词以资证明。

    然而1月底，毛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露了面。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型聚会表明上层可能存在着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是国内外事态发展造成的。当中国取消即将开始的中美华沙谈判时，它的外交政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人员的叛逃被说成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严重**事件”，尼克松与林登·约翰逊被视为“一丘之貉”。对美国的评价重又强调了美苏“勾结”；而这一点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不怎么提了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倡导的强硬外交政策的特性。随着1969年初中苏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中国外交政策短暂的缓和趋势停止了。中国越来越立足于战争了，其突出表现是沿中苏边境集结军事力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认真地在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做出广泛的重新评估。①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亲信完全控制了军事指挥部门，实际上在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取代了其他几位尚健在的元帅。最大的牺牲者是陈毅，他是外交部长，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仍是中**事事务上的一个骨干。1968年后期，国内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中国外交政策又开始趋于正常。中苏边境冲突爆发以后，周恩来立即将能起主要政治、战略作用的陈毅放到真正能起积极作用的位子上。

    3月5日发生了第一次珍宝岛事件，周恩来命令陈毅召集一次国际形势特别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在此之前，**显然已提出要成立类似的组织，只是中苏冲突促使其立即诞生罢了）。在外交部官员的参与和协助下，讨论会从1969年3—10月总共召开了23次会议，向党中央提出了许多重要报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苏联是否有向中国发动直接军事进攻的能力和意图，另外尚有美苏是否会互相勾结共同**的问题。陈毅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仍然是首要的，实际上是否认了美苏联合**的可能性。据称，陈毅是与会者中第一个作出这一判断的人，其他人后来也同意了他的观点。陈毅元帅给毛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激烈的边界冲突使中国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外交姿态，首先应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华沙谈判。一年多之后中美会谈终于得以恢复。

    尼克松政府公开声明美国不会参与苏联威慑中国的图谋；显然北京领导人受到了这一声明的鼓舞。此外，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发出信号，有意与北京打开关系。1969年8月1日，尼克松总统（当时正在巴基斯坦访问）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表示他有意与北京打开关系，并要叶海亚·汗把他的意思转告中国。①然而，中国人由于起初未能与美国取得政治上的突破，所以没有很好地直接利用美国政策立场的这一转变。对中国人来讲，避免战争的关键所在是与莫斯科会谈；因此，北京很快就邀请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参加完9月份举行的胡志明葬礼后访问北京（柯西金接受邀请时，已准备返回莫斯科了，但还是接受了邀请。这表明局势是非常紧张的）。周恩来与柯西金达成了10月份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中苏关系的严重危机期总算过去了。尽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什么突破，但是正常的政治、外交接触的恢复却避免了最糟糕的事情的发生。尼克松政府尽管当时对中苏对抗的危险十分敏感，并开始了对中国政策的重大变革的探讨，但也只是才开始寻找与中国对话的渠道。

    不过，虽然尼克松政府不断表示有意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但1969—1970年美国的政策中仍然有着许多不利于中国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东西。在1969年11月尼克松和佐藤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日本第一次公开声明对台湾和南朝鲜的安全负有责任。该公报很难使北京相信美国有与中国和解的意图，也使北京在1972 
    再者，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机构依旧处于混乱状态。直到1969年5月，北京才开始在一定的限度内重派驻外大使。周恩来只有少数几个忠于他的人可以使用。外交部长陈毅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能够重新起用的其他高级官员又正忙于党政机关各部门的重建工作。大多数在40年代即熟悉美国、并与美国官员打过交道的人（特别是乔冠华和黄华）在其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被指派处理事务。有关的人员再多，他们的政治权力再大，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周和毛本人才能保证政策的实施。

    从**九大结束到**死亡这段时间内的政治组合情况一直是十分微妙的。**及其亲信直接控制的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当时最强有力的机构，而军队又拥有独立的运输与通讯系统。**及其同党在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中占有极大的优势，任何有悖于他们利益的重大决策都很难实施。当中苏边界谈判于10月份恢复的时候，**及总参谋长黄永胜便发布了一号通令，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这些活动很可能是**个人搞起来的，没有得到**的首肯；**想借此巩固对军队的控制和强化对政治权力的把持。①一号通令不仅使所有的部队处于戒备状态，还使**将其他大多数元帅疏散出北京，名义上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实际上则是将他们排挤出决策圈子之外。人们不清楚当时政治局是否仍在正常发挥作用。毛对**及其军事小集团的怀疑已相当严重，他搬出了中南海，很长一段时间里住在北京他认为更安全的地方。①

    由此看来北京认为对中美初期的接触要绝对保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两国参与谈判官员人数少对保证谈判的成功是重要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依靠常规的官方渠道将使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而周则可能把对常规官方渠道的依靠视为其政治生存的一种手段。

    中国人从来没有正面详细报导过**反对中美和解的情况，他们主要指责他谋害**的阴谋和后来叛逃苏联的罪行。②官方在提及林叛逃时，也没列出林与苏联有什么直接联系的证明，只说林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只有周一些婉转的讲话和毛的比较具体的言论可以证实林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说法。周在其1971年4月21日的信中突出表示北京欢迎美国派遣特使；他说之所以拖了3个月之久才回复尼克松总统1月初的信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形势”。③基辛格推测周恩来是指2月份南越对老挝所采取的行动，或是由于北京当时正在寻找与华盛顿联系的更安全的渠道；而更为合理的解释应是毛与林之间日益紧张的冷淡关系。随着冬末林政治状况的不断恶化（**开始失去国防部长的权力），1971年春，中美和谈的速度在加快。尼克松访华期间，毛进一步指出，“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④

    其他证据也表明，中**方在对中美和解开始阶段是持反对意见的。据基辛格回忆，1970年7月有两架米格19飞机企图“拦截并想击落”一架在离中国海岸数百英里以外的上空执行例行收集情报任务的美国飞机。中国空军进行此类拦截活动已达5年之久。①由**的亲信吴法宪指挥的空军已坚定地站在文化大革命激进派一边，击落美国飞机很可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出现偏差，至少会拖延时间。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几周后，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庆祝1971年建军节的重要讲话中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美国与苏联一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红旗》杂志在发表黄永胜讲话的同时，刊登了一篇为对美开放进行辩护的权威性的文章。该文对美国和苏联的威胁作了明确的区分，与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的论点截然不同。②周恩来（在黄永胜发表讲话时正接见詹姆斯·雷斯顿）说黄永胜总长的讲话并不反映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强调中国愿意进一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③叶剑英元帅是唯一一位公开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军人，7月初，他曾到北京机场迎接基辛格。

    然而，说**为了与周恩来的联美政策相抗衡而采取了“亲苏”立场似乎令人怀疑。**死后，一份党内文件曾引用了**的一句话（可能只是句气话，而不是有意识说的）：“如果周恩来能邀请尼克松，我就能邀请勃列日涅夫”。④1973年8月**召开十大，周恩来在报告中谴责**及其同伙“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革命。”⑤但这些指责并没提出**等人从事积极亲苏活动的“证据”来。如果说有什么证据的话，可以列出这么两条：人民解放军在中苏边境进行挑衅性的巡逻及后来全国总动员令的下达。1969年夏和初秋，战争谣言四起，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气氛中，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使**获得最直接的政治利益。直到9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与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谈后，特别是双方决定恢复1964年停止的中苏边界谈判后，中苏紧张局势才得到缓和。是毛和周，而不是林认识到了无限期地立足于战争所存在的潜在危险。

    林的最大问题是他与毛的关系。1970年末、1971年初，他意识到主席对他越来越失望，并获得确切消息：毛已做出要将他赶下台的决定。如果说存在什么**与苏联“狼狈为奸”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的不可饶恕的政治变节了。后来对他的大量指责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指责并没说到点子上。确切地说，所谓的**亲苏倾向主要表现在他背信弃义和在广东组建独立的军事基地，正如一份内部文件所说的那样，**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①如果**在1971年9月真的能到苏联，他的背信弃义对莫斯科最高层来讲是宣传与情报上的一大胜利。然而，此事没能成为现实。

    林关于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方面的“两大敌人”的观点，既有其政治上的考虑，又有其制度上的考虑。作为60年代后半期的国防部长，林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的军费开支，这表明中国在南北边界线上加强了抵抗军事压力的能力。1965—1971年间，中国国防开支每年平均增加10％；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状况和混乱情形，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这些军费开支主要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和在中国内地建设新的军事设施上；这表明当时中**事权力机构承担了更多的作战责任。②很难断定林是否欢迎这样的外部军事压力，也很难断定他是否希望中国在同时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中处于孤立与易受攻击的状态。然而，林确实是这种形势下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国内的混乱和来自国外的威胁使主席感到林及其军事力量不可或缺。1969年制定的党章规定**为毛的接班人；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人民解放军的势力也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然而，中国政治进程的变化——可能主要是年迈的**对**的野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使形势急转直下。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在林成为毛的法定继承人之日开始，毛就想除去林了。①尽管对林后来的政治失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说他想谋害毛，其实，所有这些说法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对权力的不懈争夺。

    说林反对与美国改善关系便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在正常情况下，作为军事长官的林对与长期的对手和解，是应该十分谨慎的。当毛和周开始主动表示与尼克松言和时，美国尚深陷在越战之中，这对中国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这时候是不正常的时期。林成了毛的接班人后，毛决定重新组建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受损的党和政府仅力结构。这些决定对周及其政治伙伴非常有利，而对林的权威和长期的政治地位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林对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颇感不安，因为他肯定中国与华盛顿的和解是动摇他政治权力的步骤之一。

    1970年8、9月间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加强了对林的攻击，与此同时，他对美国的态度也日益好转了。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与毛一同登上了**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他们在一起合影留念。这不仅是一个美国公民第一次享此殊荣的问题；毛借此首次公开表示有意改善与美国尚处于试探阶段的关系。②周与尼克松政府的初步联系（1970年12月—1971年1月）表明林同毛一样是赞成与美国进行高层接触的，①但是，林在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周在1971年5月末的信中邀请基辛格秘密访问，同时邀请尼克松随后公开访华，信中只说是得到了毛的赞同，并没有特别提林的名字。②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话，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首次访华期间，周恩来的行为便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向中国高层领导人赠送礼品的时候，周代表中国领导层向他表示了谢意，但是没有提及林的名字。③事实上，林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和解进程中的多余人物。自从中苏冲突开始以后，林就很少参与制定中国许多重要的外交政策了；这说明他的政治地位在迅速下降，1971年9月他不光彩地叛逃苏联时就全完了。

    林似乎完全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孤立政策和敌对思想；这与1970年初已发生变化的形势很不相宜，当时苏联被看成是头号敌人，美国是第二号对手。后来一篇文章评论道：

    **说什么“我们同帝、修、反没有共同的语言，要同他们划清界线，要同他们斗争，要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流合污”。……对敌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战略思想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集中主要力量，去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四面出击”还把马列主义者所制定的许多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思想践踏得一塌糊涂。……实行“四面出击”的结果，自然是造成到处树敌，使我们濒于孤立的处境。④

    正如一份阿尔巴尼亚的文件所述，与美国和解标志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终结：

    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国加入了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