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开放反映了长期以来的战略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北京的安全考虑。下述三点变化特别重要：（1）由于美军在越南的数量逐渐减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相应缩减；（2）与此同时，苏联加紧在亚洲部署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3）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在此情况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孤立、仇外状态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北京的反应，还必须考虑到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在考虑到的众多内部因素中，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是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中国官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与西方和解的进程。从60年代末开始对中美关系和解的重新研讨，到7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初步突破，到70年代末中美全面外交关系的建立，再到8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再度疏远和重建，他们一直掌管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其他老资格的官员，特别是极少数高级军事战略家以及外交部内与周恩来长期共事的少数人员，也都在幕后对中美关系和解的进程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毛、周及其后的邓对中国政策拥有最后决定权。

    1949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领导人至高的职权与外交政策高度集权的特点密切相关。虽然其他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有贡献，但是很少有人说自己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大政方针”的制定。比如，在外交与军事事务上，只有毛的名望在他去世后的10年中仍旧保持着光彩。正如1981年6月中国**的历史决议中所肯定的那样：

    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①

    看来没有理由对这些评论提出疑问，毛的言行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里主宰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其中包括指导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恢复；周的声望在国际上同样很高；而（从某种更具随意性的政治角度看）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

    而在与美国官员的交往中，每位中国领导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就中国官员而言，个性与政策问题是合而为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说，中美关系最初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亨利·基辛格、周恩来和**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个人与政治的和谐一致；但是这种和谐一致却从未在邓小平与基辛格之间得到发展，特别是当中美外交政策出现分歧的时候更是如此。邓小平明确表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比赛勒斯·万斯好；其部分原因是这两位美国高级外交官的不同政策倾向，同时也是因为他俩截然不同的个性。从一开始中国高级官员就注重并着力与美国历届政府中的某一官员建立较密切的个人关系。如果缺少这种关系，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或进一步恶化。理查德·所罗门抓住了这种个人之间交往的实质：

    中国人与人打交道的最基本的特点是，首先设法认清外国官员中谁同情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对手中培养一种友谊和责任感，然后，通过各种计谋来利用这种友谊感、责任感、自疚感和依赖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①

    80年代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以后，这种现象在维持关系上就不常见了。

    第二个因素是外交决策的不稳定性。尽管极少数官员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策略，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