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和竞争者的行列；中国在想要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尼克松的访问为中国开辟了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和解与联合的道路。同时，……与美国结盟标志着中国领导层已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脱离了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①

    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美开放结束了中国对内对外长达1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僵化状态。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和解进程中对美开放的重大步骤。中国外交政策摆脱了僵化的教条状态；主要的受害者是**。

    中国的资料只附带提了一下北京没有得到回答的1968年末的那个建议；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回答，显然拖延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些资料还对1969年北京对苏联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严重担忧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常被描述为急切盼望中国人邀请他们访问北京的人。埃德加·斯诺说， 1970年11月初周恩来对美国的意图提出了怀疑：

    [周]回忆说，1969年尼克松刚上台时，他声明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并且想与中国谈判。尼克松还进一步表示，如果华沙地方不合适，和谈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回答说，这样很好。讨论台湾问题，尼克松本人来行，他派使者来也行。然而，尼克松对此没有作出反应。继而在1970年3月发生了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国人据此认为对尼克松的言行不能太认真了。②

    但是，这个月底尼克松的另一封私人信件又使北京受到了鼓励，但是否作出反应仍有疑虑。12月中旬，毛对埃德加·斯诺说：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①

    与此同时，毛还非常关注尼克松访华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谈到尼克松可能的中国之行，主席特意向到1972年是否要举行总统选举？然后他又说，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名特使来，他本人在1972年初以前似乎不宜来北京。”②在中美最初进行试探性接触的时候就出现了“谁需要谁”的争论。首先，北京不希望以需要者的身份出现；是美国想进行这样一次会谈，也是美国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

    这种自信充分地显示在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夕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中：

    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访问，……使美国对华政策破了产……。苏修利用美国侵略越南的时机，极力扩张其在欧洲与中东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同中国改善关系，以便与苏修相对抗。……由于尼克松内外交困，所以，他强烈要求访华，他来时，不得不带些东西来。否则，他会发现他回国后无法向国人解释清楚。③

    因而，周对国人说，尼克松急切地、严肃地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而毛和周认为，他们只是顺应美国要建立这种关系的热切愿望，而且声称，尼克松不应空着手来。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尽管中国人说是尼克松政府（更不用说追求总统职位的许多民主党人了）急于要求得北京之行的准许的，但是中国自己的动机却是掩盖不住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周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最坦诚地公开讲述了对美开放的正当理由：竟不含糊地区分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的程度及其对北京安全考虑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名义上是在评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但是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差别做了区分却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文章的作者认为，无产阶级应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作者还指出，“**制定的对敌斗争策略原则是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①

    中国人与尼克松政府私下达成的谅解依然是个让人琢磨的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了使中国人支持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政策，曾就一些重要问题向中国提出过私下保证。②十有**，台湾问题算是其中之一。1970年末，毛告诉埃德加·斯诺：“除非尼克松想谈台湾问题，否则他就不能来”。③（毛的原话是：“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译者）的确，美国驻华沙大使沃尔特·斯托赛尔在1、2月份已经向北京转达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重要让步，美国保证减少（并暗示要最终撤出）其驻台湾的兵力。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说斯托赛尔与中国代办雷阳在1970年的两次会晤是“非同一般的”。奥克森伯格说：“美国第一次承认，这是一个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和平解决的问题。而中国人则放弃了他们以前的立场：即问题不解决，关系就不会改善。”④作为这种保证的回报，中国人对基辛格和尼克松发出了访华邀请。①但是，美国当时主要关心的是越南问题，尼克松政府竭力想使中国至少悄悄同意不再插手美越冲突。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国人开始敦促河内在保证南方西贡当局不受触动的情况下与华盛顿达成和解。②越南外交部发布的白皮书声称，北京劝告河内“抓住有利时机，首先解决美军撤出越南的问题，并注意解决美国战俘问题。推翻西贡傀儡政权要从缓而行。”然而这份文件表明，中国有其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次序：

    1971年7月13日，中国高级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须）说：在与基辛格会晤期间，印度支那是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基辛格说，美国将这个问题与台湾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美国声称，只有美军撤出印度支那以后，美军才会撤出台湾。对中国来说，美军撤出南越比中国进入联合国更重要……。

    1972年3月初，……中国领导人的一位代表解释说，要使中美关系得以正常化，使远东局势得以缓和，就必须先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不要求先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是个次要问题。③

    越南坚持认为中国人口是心非。越南外长阮基石说：

    尼克松访华以后，**告诉范文同总理，他的扫帚要想打扫干净台湾还不够长；我们的扫帚要想将美国人扫出南越也还不够长。他要阻止我们重新统一，迫使我们承认南越傀儡政权。他为了美国而牺牲了越南。④

    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北京向河内传达了美国的警告：如果越南拒绝美国的谈判建议，战争就有重新升级的危险。①中美和解首先最严重地损害了中越关系；这使越南后来认为，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对减轻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是至关重要的。

    1971年春，中美进行着高度秘密的正常接触；中苏边境的严重危机已经过去。尽管冲突的爆发仍然没有完全排除，但是爆发的可能性已很小了；这主要是因为军队对中国内政的影响消失了，文官权威恢复了。由于中国所受到的压力减弱了，而尼克松又切望在1972年大选之前使中美关系有所突破，毛和周认为他们比以前更强大了。

    然而，当尼克松即将来访之际，国内的对立再次干扰了中美关系。**及其同伙清楚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总统访问会给周恩来带来政治机会，据说他们公然反对这位总理一手掌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②在11月基辛格第二次访问和1972年1月亚历山大·黑格先遣访问期间，激进派可能曾提出他们有权指导与尼克松会谈的要求。他们反对的不是中美和解本身（特别是因为毛在和解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而是反对总理独掌中国外交政策的大权。黑格访问北京期间，激进派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美帝国主义”的文章。看来周对这篇文章的发表很生气；他说这篇文章违背了**的战略指示，并不反映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周把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所带来的损失限制在了最小范围内，但是**死后4个月中，激进派的阻碍作用又表面化了。**用革命现代舞剧招待尼克松一行，表明她赞成对美开放。这也许是周的有意安排，让激进派表面上介入中美和解的进程。

    尼克松访问期间所下的赌注太大，不允许有任何失败。从1972年2月21日周在北京机场柏油路上迎接尼克松总统的那一刻开始，实际上就保证了尼克松访问的成功。虽然美国不能保证毛会与尼克松见面，但尼克松到达北京的第一天晚上，中南海便发出了邀请，这使美国人大为释怀。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对这次访问的赞扬。美国记者注意到，周恩来在参加完宴会后亲自校对了校样。毛说他在1968年就“投过你（尼克松）的票”，1972年仍投他的票。由于毛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幕后，所以尼克松的访问表明了周的成功。

    尼克松访问期间，双方都十分关心起草一份确定指导未来中美关系的广泛原则的文件。1972年2月28日发表的《上海公报》就是这样一份精心拟定的文件。公报同时发表了各自国家的方针政策。①对中国人来说，公报有四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双方保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二，共同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第三，共同反对“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反对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第四，美国方面关于对台政策的一段长篇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要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尽管美国在支持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态度暧昧，但是尼克松政府决定不支持中国和台湾统一的主张。美国的两位政策分析家在其早些时候出版的著作中提到，美国的立场是“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①周同他的助手们（特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毫不妥协。为了避免僵局以及保持1970年初在华沙曾私下表明的立场，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得不同意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观点。

    这样，中国人感到在会谈中赢得了一大胜利。他们在公报中只作了最小限度的让步；而美国则面临微妙的任务；即作为执行一项最终撤出台湾的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实现其减少驻台美军的承诺。在至关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他们没有为了中美和解而出卖原则。然而，毛和周同意了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与台湾的分离状态。

    中国人认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比立即解决台湾问题更重要。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道：与美国可靠的关系改变了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使中国免去了两面受敌的危险，迫使莫斯科重新考虑是对中国施加压力呢还是公然进攻中国，并使北京不再担心莫斯科和华盛顿会互相勾结实施**战略。②1971年8月，美国又私下保证，如果苏联把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而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升级为武装冲突的话，美国将给予中**事援助。③尽管这种可能性与基辛格所讲的相差甚远，但却使北京更加相信华盛顿是把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的。

    无论就所做的还是就所说的而言，中美和解对地区安全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当尼克松总统表示无意威胁中国时，毛回应道：“我们既不威胁日本，也不威胁南朝鲜。”④这些谅解不仅使美国部署的反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少了，同时表明中国默认了美**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也默认了美日共同安全条约。后来透露出的消息表明，中美关于日本作用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60年代末、70年代初，无论就个人还是就政治而言，北京都十分讨厌日本佐藤政府；这不仅仅是因为佐藤同情台湾，还因为1969年11月发表了尼克松—佐藤联合公报。这位日本首相在公报中首次声称：“大韩民国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还说：“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①美国应允日本在该地区扩大防御作用的前景使中国感到很担心，因为正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的中国在与美国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之前，可能要面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

    因此，周和毛曾竭力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澄清日本在该地区的安全作用。对北京来说，一个与美国结盟的日本当然比独自起防御作用的日本要好多了；那怕这种防御作用要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根据尼克松后来的披露，双方就安全保障条约是否合宜问题有过“艰苦的谈判”。尼克松说：“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试图阻止我们保护日本人，我们就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中国人则说：“我们不希望这样。”②我们无从证明这些讲话的可信度；但是，这种直率的交谈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一再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告了。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上海公报》中要提及中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向外扩张”和支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了。③

    尽管存在着争议和不确定性，1971—1972年中美关系的突破还是使中国在中美关系方面的投入得到了较大的收获。尼克松的访问也为加速改善中日关系铺平了道路。但直到佐藤下台，北京才表示有兴趣全面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①一位以前曾极其仇视中国**的美国总统的访华极大地提高了北京的声望；而一位曾经是中日战争中的一名步兵的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就更具有深远意义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毛和周解决了**的问题；1971年10月25日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而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苏联孤立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极大地提高了。所付出的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北京与其**世界的长期盟国（特别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疏远）。然而，与地拉那关系的恶化只是个小小的代价；而北京谋求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虽然可能河内将其忠诚转向莫斯科，但与美国密切关系却是件无价的大事。对美开放起初只是顺应60年代末形势的深刻变化，但这一进程的开始却影响了整个东亚局势的发展。

    ① 如果想看被夸大了的这些争论的话，请参阅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 角关系的起源》，特别是第30—66页。 ① 艾伦·S.惠廷：“中美缓和”，载《中国季刊》1980年6月第82期，第336页。 ① 关于引入的此种讨论的更详细的分析，见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① 此部分是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的一些访谈和出版的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描述 为基础的。参见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载《昆仑》1985年9月第5期，特别是 第140、142页；以及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记写作组：《叶剑英传略》，特别是第271—272页。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0—181页。 ① 《聂荣臻回忆录》第865—866页。 ① 罗克珊·威特克：《**同志》，第372页。 ② 华方（音）：“**流产的反革命政变”，载《北京周报》1980年12月22日，第19—28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14页。 ④ 同上，第1061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7页。 ② **湖北省委写作组编：“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第 9期（1971年8月2日），第10—17页。 ③ 《纽约时报》1971年8月4日。 ④ 斯坦利·卡诺：“**据信已死”，载《华盛顿邮报》，1971年11月27日。 ⑤ 周恩来：“在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所作）。 ① “关于**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年第34号，载高英茂编：《** 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113页。 ② 有关详情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的防务开支〈1965—1979〉》，第2— 4页。 ① 有关党的文件汇编，见高英茂：《**事件》。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8—699页。**和斯诺的合影直到1970年12月26日毛生日 那天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01、703页；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47页。 ②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51—552页。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7页。 ④ 张明养：“**和‘四人帮’极左外交路线剖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 2期。 ① 1978年7月30日“致中国**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载外国广播 信息处：《东欧动态》，1978年8月1日，第17页。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1—12页。除第一句以外，引文的其余部分都在被中方 认可的原文中删除了。 ①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也见斯诺：《漫长的革 命》，第171—172页。 ②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82—183页。 ③ 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党内报告”（1971年12月），参见陈庆编：《中国与三个世界》，第 137—138页。周的报告由台湾渠道获得，看来是一份可靠的真实的文件。 ① **湖北省委写作组：“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杂志， 第9期（1971年8月2日），第14页。 ② 例如，西摩·赫什的《权力的代价：尼克松当政时期的基辛格》。 ③ 引自上书第367页。 ④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载《外交事务》第61卷第1期（1982年秋季号）， 第177页。奥克森伯格的评论根据的是大量有关这一时期中美谈判所得到的记录。 ① 西摩·赫什：《权力的代价》，第361页。 ② 同上，第375—376页。 ③ “过去30年越中关系真相”（1979年10月4日），国外广播信息处印：《亚太动态》（增刊）， 1979年10月19日，第22页。 ④ 见阮基石1982年3月6日接受阿姆斯特丹《民族报》采访时的谈话。报导见外国广播信息 处：《亚太动态》，1982年3月17日，第2页。 ① “越中关系真相”，第22—23页。 ② 上面这段话中的消息是由一位了解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中国官员给作者提供的。 ① 所有引言所用的文本见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中美关系和全球舞台》，第296— 300页。 ① 理查德·穆尔斯廷、莫顿·阿布拉莫维茨：《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的政策制 定》。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65页。 ③ 同上，第906、910—911页。 ④ **和尼克松的谈话在上书第1061页有记录。 ① 引文见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战后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85页。 ② 尼克松的评论表明的日期的是紧接着他在1975年辞去总统之职以后。这些资料引自赫什： 《权力的代价》，第380页。 ③ 引自所罗门：《中国因素》，第297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美国“对其同日本的友好关系 给予最高度的重视”时，中美上海公报中并没有提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① 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第106—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