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总统的当选既给北京带来了忧虑，也带来了希望。一方面，吉米·卡特总统不必背上最终困扰着尼克松和福特的国内政治负担；另一方面，这位新总统对中国人还是一个未知数，因而，北京不得不与基本上不相识的美国高级官员开展培养个人关系的艰苦工作。与此同时，1976年是中国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华国锋出人意料地出任总理和党的主席；唐山大地震；“四人帮”的垮台，等等，反映了中国政治与人事的巨大变化。中国需要喘息的时间。

    不过，到这年夏末，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中国的政局已开始趋于稳定。1977年8月，虽然名义上由华国锋主持了党的代表大会，但是，邓小平的复出更引人注意，邓是在刚刚举行的十届三中会全上恢复职务的。华为中美关系加了温，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现存的军事威胁的消除如何使情况变得有利起来，华还引用列宁的话提醒他的同事：“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

    如果北京领导人曾希望卡特政府迅速行动，那么，他们的期望很快成为泡影。尽管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优先考虑的重要政策。但是，在新总统上任伊始的议事日程中，其他问题更为重要。一位参加过这一时期有关中国问题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员说：1977年，卡特政府“忽视了中国”。②确实，此时，美越关系的正常化是更优先考虑的政策。当万斯国务卿访问北京时——显然是向中国人传达卡特政府有意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中国人强烈反对美国提出的在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以及万斯坚持的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主张。③尽管国务卿重申了《上海公报》，并保证从台湾撤走美国的剩余部队，但是，外交部长黄华却认为，这些保证只是应付中国再三主张的实现全面外交关系的三个条件的外交辞令。④中国方面提出的三个条件是：华盛顿停止承认台北为中国政府；废除美国—中华民国共同防御条约；撤出美国在台湾的余留军事人员。同样，邓小平（在万斯到达北京的前几个星期刚刚复职）指责美国采取的新立场从福特政府的保证中退却了，卡特政府仿效“日本做法”，这种策略使东京在正式承认北京的同时，与台北仍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关系。正如万斯所说：“看来中国人并不准备认真谈判。”①

    中国人以公开和私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当卡特总统有意将万斯之行说成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时，北京的高级官员（包括邓）很快予以否认。在万斯访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发表了一些傲慢的言论，对美国关心他们“台湾的老朋友”表示不满，声称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仍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将“逼使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台湾这么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的存在，意味着国家统一“非用武力不可”。②看来，中国对他们在台湾问题上所表现的灵活性特别生气。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邓“由于新近复职，他的权力仍在巩固当中，因而不能贴出‘灵活’的标签来，美国必须毫不含糊地切断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对中国这一原则，他不能容忍有任何误解”。③

    同样明显的，中国人很快又重新对福特当政期间首先发起的缓和运动进行攻击，这意味着国务卿万斯是对苏联采取“姑息”政策的拥护者之一。根据中国一份权威性的估价报告，苏美关系的改善，既加强了苏联的力量，又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西方又出现了类似30年代的绥靖主义思潮。……当代的绥靖主义者也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妄图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中国。……用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这种虚妄的‘预见’来吓唬苏联。……只要看一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拼命散布‘缓和’幻想，竭力鼓励西方的绥靖思潮，就可以明白。”①

    与同福特政府打交道的初期一样，北京决定在卡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竞争对手中选择已占优势的一方。1978年冬，中国曾两次向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认为，“中国人求助于世界观与他们较为接近的官员”。②

    邓十分了解布热津斯基与万斯明显的个性差异及政策倾向。华盛顿政策制定者中间的分歧既反映了美国官方的不一致，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与苏联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万斯国务卿认为，美国有必要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掌握平衡”。在万斯看来，与苏联搞好关系，以及签署长期拖延的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认为，致力于与中国战略合作会激怒苏联，甚至有可能使美苏关系更为紧张。③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特别是前者）不同意万斯的观点。在国务卿看来，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认为在关系正常化之前，各种“加强安全”措施（军事人员的交流，向中国转让技术，通过第三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以及其他方式的合作）只会警告而不会激怒莫斯科。由于苏联在第三世界不断取得进展，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争辩说：“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向苏联显示，他们的主张是不容易如愿以偿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④

    围绕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与资本主义世界保持更加密切的技术和经济联系。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了十年发展规划，包括建设120个大型工业项目，估计需要投资6000亿美元，其中约600—700亿美元用于购买进口的技术与设备。①尽管后来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目标大大超出它的国力，但是，这项规划的目标意味着北京将向国外越来越多地寻求它的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1978年2月，中国便开始与日本签定了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

    其他方面的发展推动着中美关系的进程。美国在阻止苏联势力渗入第三世界方面不断受挫，使布热津斯基更加积极地制定有关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邓的权力也在不断巩固。中越关系的迅速恶化又提供了行动的契机。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中越关系几乎破裂。晚春时节，越南驱赶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中国后来断绝了与越南的所有经济与技术联系。7月末，中国发表声明说：“在越南当局每一个**步骤后面，都有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莫斯科需要的是，争霸东南亚和亚洲的‘前哨’。……为了迂回包抄欧洲，孤立美国。”②美国对苏联侵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顾虑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担心联系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终于开始形成，其中包括美国。

    中国的政策假定美国实际上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温和力量：……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美国）当前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苏联决定……削弱和排挤美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势力。……③

    同时，布热津斯基在与邓的讨论中坚持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这表明美国愿意就这一问题与中国进行会谈，寻找一个中国可以接受的方案。卡特总统受国家安全顾问访华成功的鼓舞，于6月份决定，到这年年底大力推进与中国全面的外交关系。作为附加的结果，到10月中旬，他中止了使美越关系正常化的所有计划，以便不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复杂化。虽然卡特政府没有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人，但是，正式的通知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美国与河内的谈判已经失败，而与北京的会谈却已取得进展。

    中国已经取得重大的突破：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美国人再三声明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准备使自己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目标更为一致，替中国向美国的盟友说情。作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它有意修改协定，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包括可能的武器销售和她的欧洲盟国拥有的相应设备。为了进一步表明愿意为中国作出努力，布热津斯基还私下敦促东京尽早批准拖延已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①，该条约中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有使日本与中国的反苏战略保持较为密切的一致的含意，而许多日本人不愿这么做。然而，中国发展的经济机会，华盛顿对条约明白无误的偏爱以及苏联对日本外交的强硬态度，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势头，同时邓也表明愿意听从劝告，无限期地拖延钓鱼岛问题的解决，这一领土争端曾使中日关系恶化，并有可能使这年春季签订的条约归于失败。中国向日本表示，中国不再恢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而不把日本说成是敌手，也证明中国对日本确有诚意。由于中国最终愿意接受最后文件中较为温和的语言，和平友好条约终于于8月签定。②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与美国和日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中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尽管有旁证表明，邓似乎能说服他那些疑心重重的同事，美国对华政策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很难断定其他高级官员的不满和猜疑程度。例如，华国锋就十分不满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决定，尽管这是中国领导人缺乏灵活性的问题。虽然邓的决策余地仍有限，但这也是中国谈判人员想要传递的信息，即他们将不顾国内辩论的扩大。

    中国最终愿意接受美国与台湾未来关系比较含糊的框架，其中包括美国声称的它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与北京的公开抗议不符）。美国不指望也没有得到中国人对这些协定的明确的赞同或认可，但是某种程度的忍耐是外交惯例。况且在关系正常化最后会谈的几个月前，卡特政府拒绝了台湾求购新式飞机的几次要求，限制台湾只能购买编制内飞机的数目。卡特总统还向北京表示，保留继续“向台湾出售严格选择过的、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的武器的权利”。①

    北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规定感到欣慰，虽然近期美国不会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美国的决定暗示，它准备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是有质的限度的。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出售另外的武器，而只能出售所规定的武器。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打消了中国和平解决台湾的意图的宣布，但双方默默的克制（中国人在其政策中声明并减少了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美国人则诚心诚意地保证限制军事武器的出售）表明了中美政策不言而喻却很重要的联系。中国人似乎想说服台北的领导人，他们不可能从卡特政府那里得到广泛的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会取消其援助的。由于中国减少在福建省的军事力量，并继续对台湾做出政治姿态，中国也期望美国尽早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在12月中旬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华盛顿单方面声明，保留继续向台湾有限度地出售防御武器的权利，这似乎是暂时保全面子的姿态，这是美国提出的一年内暂停武器销售的结果。

    邓曾说过，那个时期是对北京有利的时期。中国的克制态度，呼吁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最终希望将台北带到谈判桌上。1978年12月15日发表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的措词，又增加了中国人的这一乐观思想。公报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明确承认中国地位的语言取代了《上海公报》中的含糊词句，所有“与台湾的商业、文化、贸易以及其他关系”都将“通过非官方途径进行”。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台湾宽宏大量和几乎仁慈的未来政策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1979年1月1日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不再承认台北政府的那一天，中国开始向台湾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湾占领的金门和马祖岛海岸炮轰的结束，并保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②这些声明和其他声明表明中国对美国倾向于和平解决台湾未来很敏感，但这些声明强调北京的信念，即“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和重新统一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③

    邓认为，与台湾相关问题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安全的增强和他本人的国内政治地位更为重要。邓说中美两国都“从全球的观点”出发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与1972年**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谈时所表达的观点一致。50000447_0462_3④当中美关系首次获得重大突破时，国家安全原则便决定了这一进程的方向和势头，这一原则允许让步和冒险，否则要实现它是极为困难的。在邓看来，美国决策中布热津斯基比万斯占上风是中美关系的最好保证。与基辛格不同，布热津斯基实际上没有与苏联领导人取得相类似的谅解的意图。这对伙伴即中国的脆弱和需求与美国总统热望建立与众不同的全面外交关系之间的合作已经开始，拥护更密切的中美关系的人在各自的政府中取胜。

    1978年12月中旬，即将宣布中美建交之际，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在国际上的胜利也在这次全会上充分反映出来，中国政治的潮流决定性地偏向邓小平一边，他的经济改革和重新调整，以及把他关键性的政治搭档（包括胡耀邦）安排进政治局的计划现在得到了认可。新上来的党的副主席陈云及时压缩了1978年春由华国锋提出的宏大的发展计划。不过，外交政策的突破与其说是邓的国内政治力量加强的源泉，还不如说是一种反映。卡特政府的建议及让步对促进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邓在国内地位的巩固使他拥有这种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双方就不能达成共识，也就不能发生1979年1月邓那次极为成功的美国之行。

    中国对越战争

    邓试图立即考验这种新的关系。在邓1月份访问华盛顿和东京期间，他非常关注中越边境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1978年12月初，《苏越和平友好条约》签署。随后，河内于12月底侵占了柬埔寨。这证实了中国关于“大小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意图的断言。由于中美建交协议的缔结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邓更无顾忌地表示中国决心“给越南一次教训”。在没有获得华盛顿或东京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准备对越南发动一次进攻。

    这次战争始于1979年2月17日，到3月15日结束。时间不长，但伤亡惨重。它使中美开始和解以来长期潜伏着的中越关系的恶化达到了极点。自从基辛格秘密访华，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河内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与越南的利益开始发生分歧。尽管北京在70年代初仍试图与河内维持着在几十年反西方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和私人联系，但越南的需求愈来愈被置于中国更广泛的安全考虑之下——这种考虑始于与华盛顿的关系。1974年1月，中国突然夺取了当时由越南占领的南中国海（即中国南海——译者）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然而这无助于消除河内对北京更为长远的意图的疑虑。这样，越南战争后争夺东南亚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就实实在在地展开了。

    名义上，这场斗争的焦点是柬埔寨。①红色高棉武装在1975年春取得了胜利，并迅速而残忍地推行一种可怕的原始农业**制度，对柬埔寨社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最终导致了近1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红色高棉的极端仇外行动主要针对越南人，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决心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根除越南的影响（包括现实的和想象的）。红色高棉需要外部支持，这不可避免地使它与北京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70年代中期北京残余的激进主义和潜在的排外主义与正在柬埔寨实行的教条式**极为相称。因此，北京的内部斗争在印度支那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后果，这表现在中国愈来愈支持金边的极端主义政府。“四人帮”倒台后，形势仍未好转，因为缺乏经验的华国锋很快就与红色高棉签订了重要的、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协定。

    的确，中国和柬埔寨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人们所推测的一致性外，双方都强烈地敌视越南。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邓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在寻求平衡（如果不是协调的话）北京与从前的河内盟友的政治和安全需要方面，他并没有表现出周恩来的灵活或敏锐。越南在1975年取得全国胜利后，就认为没有必要与中国保持先前的关系了。尽管直到1977年底或1978年初，越南倒向莫斯科还是态度暧昧或可以逆转，但趋势已很明显：越南试图与苏联结成联盟，（包抄中国），以减少来自北方的强大邻国提出的挑战。而且，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使越南能筹划推翻波尔布特政权，并在金边建立一个亲越政府。

    到1978年春，北京和河内为避免双方关系出现严重破裂所作的一切努力已告结束；双方领导人都一心一意地寻求必要的外部支持以实现他们的长远目标。邓对越南的反感似乎是强烈的，而且几乎是本能的。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对河内公然违抗中国并与莫斯科结盟的企图公开表示强烈的不满。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越南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盟友，因为在河内几十年的反西方战争中，北京给河内提供了大量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而越南准备对这种援助抹黑。无论如何，越南对中国华侨的迫害也许是对中国最严重的冒犯：在对所有中国人最敏感的问题上，河内公开对北京的领导人提出挑战。

    到1978年秋，越南已开始精心策划对柬埔寨的侵略。河内可能估计到，采取强有力的突击行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仅能引起北京间接的政治报复，特别是在越南与苏联签订条约之后。这样，莫斯科的安全保证与其说增加了河内的勇气，还不如说消除了河内的疑虑，因为它们将可能是警告中国不要对越南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

    在与河内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邓为取得中美关系突破所做的努力就显得特别迫切。他很有理由推测，使用武力严惩那个刚使美国蒙受耻辱的国家，可以使华盛顿领导人从中获得补偿。尽管没有必要取得华盛顿的明确支持，但与美国建立相当密切的关系，可以防止苏联领导人因北京对它的新条约伙伴采取行动而向中国报复。

    因此，1979年2月中旬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是对中美新关系的第一次重大考验。邓并没有掩盖他的意图，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向卡特总统通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布热津斯基所谓的苏中之间第一次“代理人的战争”非常短暂，持续不到20天。①邓不愿使苏联介入一场有限的冲突，因此他不想或不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美国已承认中国，并不积极反对北京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似乎就是足够的支持。事实上，根据邓的观点，北京对越南的进攻履行了中美“反霸”协议中中国的义务。两国都必须采取相似但又互补的措施惩罚“大小霸权主义者”的侵略行为，这样就使他们更广泛的战略计划复杂化。在邓看来，中国的对越战争只有放在全球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北京已承担责任，否则，这责任会由美国来承担。

    中国的战略思想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和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通过强调反越军事行动方面的统一战线以及突出河内与莫斯科的互相勾结，北京扩大而不是减弱了苏联在东南亚的利益和介入。虽然中国的直接军事目标是有限的，但战争以后河内对莫斯科的依赖明显增加。在几个月内，苏联军舰开始定期使用越南在金兰湾的海军设施。自从赫鲁晓夫在1954年将旅顺和大连港归还中国以来，莫斯科首次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前沿基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行动有助于实现中国的预言：即苏联将在东南亚寻找一个据点，以完成它早先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所取得的突破。

    至此，中国已制定印度支那战争的路线，它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在不可预测的将来对东南亚政策的性质。中国试图把抵抗越南占领柬埔寨的、各种利益根本不同的力量联合起来，包括由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力量、宋双领导的**残余分子以及被推翻的红色高棉组成的不可靠的联合。在中国看来，只有建立由“爱国力量”组成的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才能瓦解越南征服柬埔寨的长远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北京试图通过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那些最有决心抵制河内的国家进行密切合作，动员国际力量反对越南的占领。

    对越南在柬埔寨行动的国际性谴责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和外交机会。①自从美国撤离南越，特别是西贡政权垮台以来，北京试图扩大与东盟国家的联系，并使东南亚各国领导人放心，中国与残余的**游击队运动的联系是暂时的、无关紧要的。然而，由于许多国家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长远意图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不敢相信北京的保证。尽管东盟国家中极少对越南表示特别的同情，但北京准备对越南使用武力使许多国家深感不安，他们确信中国正在这一地区扩大它的政治和安全利益。

    然而，中美和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