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并通过。彭真和其他成员接着就去武汉和毛讨论此事，不出所料，毛明显反对这个提纲，因为其中对激进分子措词严厉而对吴晗却未提出明确的批判。虽然如此，彭回到北京后还是声称毛已认可“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批准该文件下发。

    1965年秋，姚文元对吴晗直截了当的批判与彭真及中宣部较为温和的态度形成明显对比。到1966年2月，五人小组所拟的“二月提纲”与**、**联合授意起草的另一文件形成尖锐对立。该文件是2月2—20日在上海召开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此次会议形成了**与**的政治联盟。①像先前姚文元写的文章一样，此座谈会纪要（即中国人所说的“二月纪要”）是在毛的亲自监督下起草的，据说经过毛的三次修改，才在党内传达。

    “座谈会纪要”对知识分子采取的立场与“二月提纲”正好完全相反。它不仅将中国的文化生活说成是革命的观点与修正主义观点之间的“16年尖锐的阶级斗争”，而且声称文化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是对宣传部和五人小组领导的尖锐攻击。“座谈会纪要”号召积极地、大规模地批判这些倾向，而不像二月提纲所要求的那样，以宽容的态度从学术观点上去批评。

    “座谈会纪要”不再理采吴晗与海瑞剧，因为此事所牵扯到的不只是吴晗，更重要的还有彭真、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以及他们控制的五人小组。在3月底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彭真、吴晗和“二月提纲”，并威胁要解散五人小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毛以中国古代神话中得到的生动联想，对康生谈话时说：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应多出些孙悟空（猴王），大闹天宫。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那么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都要解散。去年9月，我就问一些同志，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有可能。②

    工作会议召开后，彭真清楚地意识到，再不服从毛已毫无用处。为了尽一切努力保住自己的职位，他鼓励北京市委加强对吴晗的批判，还开始攻击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甚至开始准备自我检讨。根据一红卫兵的叙述，4月初，彭真还召集五人小组成员、中宣部领导以及北京市委主要成员在他家里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他动情地说自己在这场文化领域内的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坚持认为在其余的政治生涯中，自己堪称楷模。他请求各位同事帮助他：“古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现在盼望得到你们的帮助。”①

    但这太迟了。在4月9—1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发现自己不仅遭到康生、陈伯达的批判，也成了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批评对象。书记处决定解散彭真的五人小组，并向政治局提议组成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使之能更加同情毛的立场。②在这戏剧性的发展过程中，**正好不在北京，不合时宜地去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了，这样就未能带头站出来保护彭真和陆定一。

    政治局五月会议到此为止，两个主要的目标——罗瑞卿和彭真——的最后命运在5月4—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最后决定了，会议最重要的部分是**的即席发言，其主要材料，据后来指控，是张春桥提供的。③林在讲话中将罗瑞卿的问题与彭真和陆定一联系起来，指责此三人暗中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合谋发动军事政变以推翻毛及其激进的追随者。林演戏般对政治局委员们说：“你们可能已闻到了——火药味”。

    林大谈军事力量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以此来支持他那些异想天开的指控。他还突出地谈到，在中外历史上，军事政变都非常盛行，每一朝代都发生过谋杀和篡权，而第三世界自1960年以来，“每年平均发生11次政变”。虽然这些事实是想用来说明林对罗、彭、陆、杨的控告是合乎情理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林醉心于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林还表示，他吸取了历史教训并已采取行动：按照毛的指示，已经派遣忠实可靠的部队进驻广播电台、军事设施和北京市公安部门以防止发生“内部颠覆和反革命政变”的任何阴谋行动。

    同样有趣的是林对毛谄媚拍马，树立毛的高大形象。他一面指控罗、彭、陆、杨“反对**和反对**思想”，一面继续称赞毛的天才，并把是否忠于毛当作选拔党和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标准。“**经过的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都多……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的话，**的著作，和**的革命实践都表明他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天才……。**著作里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并批准了调查罗瑞卿问题的小组工作报告，并指示在党内和军内传达。会议于5月16日发出一通知，后来**声称是她起草的，主要讲了文艺界的一些问题。①《五·一六通知》撤消了“二月提纲”，指责提纲企图“使运动向右转”，混淆文艺界正在讨论的政治问题，妄图通过批判所谓“学阀”，“将矛头指向左派”。通知谴责彭真，要他对“二月提纲”负责，决定解散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意即在毛的领导之下），而不像此前那样，五人小组隶属于中央书记处（意即邓小平和**领导之下）。鉴于五人小组的主要成员处理文化革命问题时反对毛的观点，新的文革小组主要由毛个人的支持者和**周围激进的文人组成。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副组长为**、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成立新的文革小组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批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五·一六通知”警告，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可能会遇到与彭真、罗瑞卿相同的命运。通知指出：

    一定要清除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这样，“通知”表明毛的反修运动大大升级了：从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扩大到针对全党的运动。

    5月政治局会议为重组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作好了准备。6月初正式宣布：派**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取代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派**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取代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杨尚昆担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则由汪东兴接替，汪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掌握着首都精锐的卫戍部队。饱5月底6月初罢免了这么多高级领导人，充分表现了毛在自己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决心，同时也说明了他完全有能力撤换那些不服从他意志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次改组——总参谋部、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中宣部、书记处——都壮大了毛的阵营，削弱了抵制和反对他的力量。换句话说，每一次清洗即便没有平息毛的愤怒，至少也为他在党内将反修运动扩大化提供了便利。

    五十天《五·一六通知》发出了“资产阶级代表”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警告，这预示着毛要在全中国对“修正主义”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洗，不只限于文艺领域而是在整个国家机构。在远离北京的华中某地，毛深居简出，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毛后来说他早已怀疑刘是修正主义分子，其他激进分子则认为刘就是《五·一六通知》里所说的被培养为毛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无论刘是否完全意识到毛对他的怀疑，他在1966年6月都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如果他要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就必须以最大的热情和最高的效率来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央对政治动员的速度进行控制，尤其是在大学校园内，他还要保护自己已受到损害的政治基础。从刘在1966年6月至7月上旬50天时间的一系列行动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摆脱这种困境。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毛不在北京，主要由他负责党的日常事务。

    到这个时候，激进的师生，尤其是北京的师生，都已获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并且了解到毛对“二月提纲”的态度。这部分是因为一些年轻的教师本身是党员，可以看到有关文件，如《五·一六通知》，这些文件通常在党内传达。还有一个原因是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在北京主要的高校派驻了代表以发动群众支持他们。①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一些激进教授和助教在聂元梓——哲学系的一个助教——的率领下，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支持“二月提纲”的自由化政策，压制学生就海瑞事件引发的政治问题举行大辩论。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发表的有关材料，聂当时得到了“中央理论调研组”的直接支持，该组织由康生的妻子曹轶欧领导，曹携“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指示来到北大。②

    毫不奇怪，学校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压制这种行为。在此事上，他们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在聂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周就另外派出一个中央工作组，批评了聂的行为。但是，**在得知大字报的内容之后，指示全国报纸、电台在6月1日刊登和广播大字报并加上鼓励性的评论。这一决定，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整个北京大学领导机构的改组，无疑说明作为反修运动一部分的群众运动是天生合理的。同时，中央宣传部改组之后，对中央新闻媒体也换上了另一班人马。这样，《人民日报》上出现的煽动性社论也就越来越多。

    由于上述鼓励，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校园里都贴出了师生员工写的大字报。大多数大字报是有关教育方面的，如招生程序、学期考试、课程设置等是谈得最多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是指责学校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官员支持修正主义政策的。这些不满意见的总爆发，就像在北大一样，许多是得到陈伯达、**和康生领导的文革小组的鼓励的，是他们进行协调的。没多久，学校的领导权威就垮台了，学生和教工的纪律观念也丧失殆尽。

    这一迅速的政治衰退过程——不同意见的崛起和现存权威的垮台——成了**颇为担忧的问题。①在没有得到毛的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决定采取几项措施，希望藉此既能显示他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同时又能将学生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一开始，他命令各大学暂停招生半年，以获得时间对大学的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重新审查并加以改革。同时，他下令成立了工作组——大概有400个工作组，1000多名组员——并将他们派到大、中学校以及金融、贸易、工业、交通等政府部门。由于**在过去的整风运动中，经常派工作组，所以刘毫不怀疑地认为他的决定是正常的、恰当的、无可非议的。

    导致**最后毁灭的并不是派遣工作组这一做法，而是给工作组行动作的指示。工作组明显被告知，政府机构里有大量的官僚主义的一般干部和高校里的教职员应当受到批判，甚至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例如，在财政部据说有90%的干部受到批判；在文化部，工作组被授权可以罢免2/3的官员的职务。在大学里，许许多多的一般行政人员和教师受到攻击，开始了长达10年的恐怖统治。

    工作组也得到指示，在全国的主要大、中学校恢复党的领导，并将学生运动置于其控制之下。7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回顾了北京市各中学的文化革命情况之后得出结论：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党支部的领导”和“增强工作组的力量”。①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用更为直率的语言道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凡是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单位，必须立即派去工作组，把领导权夺回来”。②

    重申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意味着要遣散激进的学生及其教师中的支持者。国家政策还是允许学生示威、游行、贴大字报，但只限于校内。可是，许多地方的党委和工作组急于控制学生运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在一些地方，大字报和游行都被禁止，有些地方则规定，只有经工作组同意后方可进行此类活动。有些激进的学生被开除出团，部分被押上了批斗会，有的甚至被送往农村劳改一段时间。由于这一系列严厉措施，工作组在许多大学恢复了一定的正常秩序。

    一部分学生听从劝告停止了政治活动，还有一部分因为种种限制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对抗情绪。他们成立了一些秘密组织来与工作组对抗，有的还冠以“红卫兵”的称号，尽管**将他们定为“秘密的（所以）也是非法的”组织也无所畏惧。③另外一些学生组织也在工作组的支持和授意下成立了。换句话说，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学生运动不仅部分停止，而且剩下的一些积极分子也分化了。

    工作组压制激进派的问题很快就在高层领导中引起较大的争议。7月初，蒯大富——清华大学非常激进的学生之一——受到驻校工作组的批评，这件事成了北京党的高层会议的议题。在那次会议上，**说蒯是一个惹事生非的家伙，康生则替他辩护，认为他有权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直到此时，众人才认识到蒯大富之类的积极分子与康生任顾问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蒯与之斗争的工作组却是根据**的指令派驻的，更为针锋相对之处在于工作组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的妻子王光美。①这样，刘的政治前途就不可避免地与工作组的举动系在一起了。

    在**看来，工作组正在重犯60年代早期农村社教运动时**所犯的错误。②那场运动是为了反对农村干部中的**现象和资本主义倾向而发动的。刘的做法是，派遣大量工作组到基层党组织，限制农民参加整党，批判大批公社干部，削弱高一层领导的职权。在毛的眼里，60年代中刘在政府机关和高校的一系列整治措施与过去的错误如出一辙。大批基层干部受到批斗，群众运动受到限制，完全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于高级官员的同情态度。

    十一中全会

    毛对**主持政府机构中反修运动的表现和对激进学生运动的处理十分愤怒，因此7月中旬他突然中断在杭州的停留返回北京。在返回首都途中，毛畅游长江——这一行动旨在证明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他的身体没有问题。毛在杭州期间一直在工作（虽然是幕后活动），但这是数月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因而受到中国新闻媒介前所未有的颂扬。新华社对毛此举的报道开头为“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继而在讲到汉口一火力发电厂的一个民兵见到**时，“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万岁！’‘**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的甜。”然后，世界职业马拉松游泳协会主席邀请毛参加即将举行的两次比赛。因为据新华社的报道，**的泳速几乎是世界纪录的四倍。①

    一到首都，毛就召集了有中央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要求撤销由**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学校的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②北京市委立即宣布从该市所有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并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③

    但是北京市委的迅速投降并未使毛平静下来。他开始为召开中央全会做准备。这次全会是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将批准已经采取的措施，并使他关于在中国发动一场反修革命的长远目标的设想合法化。会议在8月初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可能刚过半数——这反映出党内分歧很深，会议召开得也很仓促。与会者不仅有非中央委员的党的干部、而且有“来自北京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代表”，④此外，**明显加强了军队对首都地区重要设施的控制——因而使他加紧了在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宣布的对这个城市的控制。即使如此，毛自己后来也承认他得到与会代表支持的人数刚刚超过半数。⑤

    这次人数不齐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三个主要方面作出了决定。人事方面：同意提升七个毛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抵制他或没有正确理解其意图的则被降级。全会批准了5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免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职务的决定，以及将彭和陆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由于对“五十天”运动的错误处理，被免除了党的副主席职务，并在党的排列顺序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则代替刘成为第二把手，并且成为党唯一的副主席，从而取代了刘成为毛的接班人。新的文革小组领导人陈伯达和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与文革小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被指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盘负责政治和法律事务，这个位置以前由彭真占据。

    新进政治局的人不全是**或**的亲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的其他人事决定似乎反映出毛、林和文革小组与党和军方的妥协。一些与**、陈伯达或**没有密切联系但富有经验的党和军队的干部，也被补进文革小组。四个资深的省级领导人——陶铸（新任宣传部部长）、李雪峰（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刘澜涛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三位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也被增选进政治局，也许这是一种平衡**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面，**作了正式政治报告，但他的报告在林5月作的关于政变的谈话和毛8月下旬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友好的信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这两份材料分发给了大会代表。①全会公报回顾了60年代初的重大问题，肯定了一切与**有关的观点，间接批评了跟**走的一些人。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体现在1963年5月的“前十条”和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中）被说成是处理农村组织问题的正确方针。全会赞扬毛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心和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全会也赞同他提出的向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

    最后，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十六条”表达了毛对这场运动的观点，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是要：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主要方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决定声言，即使这些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党是否敢于发动群众”，无论是抵制、还是试图控制这场运动都是不妥当的。

    “十六条”反映出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乱可容忍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十分含糊不清。另一方面，决定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会出“乱子”，但决定又用毛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决定也提出了运动的总目标：“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因而决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对参加革命的大、中学生的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陶铸的提议，决定也包括了一些明显意在限制文化大革命行为的条款。①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可能性，禁止使用强迫和暴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使普通科学家、技术人员、干部以及乡村的党政机关，免于卷入整个运动。决定坚持文化大革命不能妨碍经济生产，并且规定即使“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批判，但未经党委的批准不能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他们。

    即便如此，十一中全会的基调与这些正式要求防止出现偏向的警告仍有明显差距。甚至在大会期间，毛写了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中央全会会议厅外面，他在大字报里指责“某些领导同志”——很明显，这指的是**和邓小平——在“五十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派出工作组去学校和政府机关。①十一中全会通过决定，撤销了三个政治局委员（总共有21个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标志着十一中全会的深刻意义：**个人发动的对党的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全面进攻合法了，为了进攻就需要在更高程度上发动群众和进行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① 有关毛与他的同事们在60年代初的冲突，参见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革命：政策进程的动力》；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7章；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的章节。 ② 杰罗姆·陈编：《**的文章与目录》，第40页。 ③ 帕里斯·H.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修订本），第131页。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编：《**同人民的谈话》，第193—195页。 ① 陈：《**的文章与目录》，第102页。 ②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文件”，1967年5月18日，《北京周报》1967年5月19日，第10—12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1967年11月6日，《北京周报》1967年11月10日，第9—11页。最近出版的材料说明，后一篇文章是在陈伯达与姚文元的监督下起草的，见孙敦璠编： 《中国**历史讲义》（下文称《历史讲义》），下卷，第268页。 ① 关于人民解放军在60年代初期的情况，见约翰·吉廷斯：“中**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 用”，载《太平洋事务》第39卷第3—4期（1966—1967年秋季号和冬季号），第269—289 页；约翰·吉廷斯：《中**队的作用》第12章；埃里斯·乔菲：“**领导下的人民解放 军：政治干预的前奏”，载约翰·M.H.林德贝克编：《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第343— 374页；埃里斯·乔菲：《党与军队：中**官的职业化与政治控制（1949—1964）》。 ① 关于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安：《中国政治》，第6章；约翰·吉廷斯：“‘向解政军 学习’运动”，载于《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哈丁：《组织中国》，第217— 223页；拉尔夫·L.鲍威尔：“经济中的政委：中国的向解放军学习运动”，载《亚洲概 览》第5卷第3期（1965年3月），第125—138页。 ②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1967年12月16日）引自约翰·吉廷斯：“从文化大革命着党与军队的 关系”，载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党的领导与革命力量》，第395页。 ③ 肯尼思·利伯撒示：《**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第238—239页。 ④ 高英茂编：《**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321—322页。 ① 罗斯·特里尔：《白骨精：**夫人传》，第154页。 ② 关于**在此时期的作用及其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关系，见默尔·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 建议和异议》第3章；罗克珊·威特克：《**同志》，第321—322页。 ③ 上海的与北京的之间的区别，参见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3章。 ① 洛厄尔·迪特默：“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基础：‘四人帮’垮台的理论和分析”，载《世界政 治》第31卷第1期（1978年10月），第42页。 ① 关于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见约翰·加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约 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城市”，第235—286页；唐纳德·J.芒罗：“共产 党中国的平均主义思想与教育真相”，见林德贝克：“中国”，第256—301页。 ① 中国学生的分类参照李洪勇（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史坦利·罗森： 《红卫兵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 ② 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29—139页。 ① 马克·J.布里奇、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情 况的分析》。 ① 有关罗瑞卿的情况，参见哈里·哈丁、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 政治斗争》；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载《中国 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 ① 哈丁、格托夫：《清洗罗瑞卿》，第10页。 ②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北京周报》第20期 （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③ 罗瑞卿：“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当代背景材料》第770 期（1965年9月14日），第1—20页。 ① 见前引书；**：《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② 关于罗的命运，见安：《中国政治》，第203—204页；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8—249 页。 ① 关于吴晗事件，见安：《中国政治》，第195—213页；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5章； 杰克·格雷、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危机中的中国**：毛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第4 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章；詹姆斯·R.普西：《吴晗：借古讽今》。 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年9月—1966年12月）”，《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2 期，第349页；《**中国译文集：政治和社会学情报》（1967年8月25日），第3页。 ③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①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见《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 件集（1966—1967年）》，第7—12页。 ① “**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周报》第10卷第23期 （1967年6月2日），第10—16页。 ② 《**思想杂录》第2卷，第382页。 ① 安：《中国政治》，第207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6—247页；《大事记》第10—11页。 ③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8—249页；高：《**》，第326—345页；《人民日报》，1978 年5月18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8年5月24日，E2-11。 ① “**中央通知”，见《文化大革命文件集》，《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 日），第2—6页。关于**的作用，见威特克：《**同志》，第320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47页。 ② 北大的事件见《红旗》第19期（1980年10月），第32—36页。 ① 关于“五十天”，见安：《中国政治》第9章；琼·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第1章； 洛厄尔·迪特默：《**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批评的政治》，第78—94页。哈丁：《组 织中国》，第225—229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0页。 ② 合肥电台，1966年7月16日消息。 ③ “大事记”，第25页。 ① 安：《中国政治》，第218页。 ②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安：《中国政治》，第5章；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毛、党 和农民问题（1962—1966）》；哈丁：《组织中国》，第7章。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49—152页。 ② 陈：《**的文章与目录》，第26—30页。 ③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0页。 ④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5—257页。 ⑤ 《**思想杂录》第2卷，第457—458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1页。 ② 《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① 《人民日报》，1986年1月5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6年1月24日，第12— 22页。 ① 陈：《**的文章与目录》，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