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冲突的根源
在本世纪60年代初期，**对中国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不满。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党通过了一系列毛认为不必要和不能接受的政策，如：农业恢复搞承包，工业中采用物质刺激，公共医疗过分集中在城市，双轨制教育的发展，文学艺术中一些传统主题和风格的再现等等。这些政策大多是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为恢复社会团结，提高生产力而制订的。可在毛的眼中，这些措施只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而这些与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相容的。①
由于毛与主要同事之间个人关系日渐紧张，毛对党的政策就更加不满。首先，毛认为背叛他的事件越来越多了。虽然在1958年底，据说毛自愿从日常领导事务中退下来，但他日益不满的是党的某些领导，尤其是总书记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未与他商量就作了决定。在1966年10月毛曾说，“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②1961年3月，当毛发现邓未与其商议而在农业改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重大决定时，曾讥讽地问，“是哪个皇帝作的这些决定？”③60年代新闻与文学中出现针对其领导方式的含沙射影的批评，毛对此感到很恼火，对那些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包括彭真和陆定一）听之任之的态度更为气愤，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毛由于无法使官僚机构执行自己的意志而日渐灰心。1962至1965年间，在他一直感兴趣的五个领域内，毛曾试图改变党在大跃进后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他曾阻止农业包产到户的潮流；提议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批评公共医疗设施过分集中在城市；建议创立农民组织来揭发农村公社党政干部的**无能；谴责文化领域中传统主题和修正主义理论的重新抬头。
尽管党的机构对他的每一倡仪最终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毛却认为是半心半意，极不热情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高级领导人继续支持党在大跃进后所实行的政策，不愿因有毛的指示就加以改变。对毛的指示的消极反应也部分说明了政府机构的意图，一方面按部就班，尽量多地维持现行路线政策，另一方面，按照毛的指示，采取一些新的行动。除此以外，毛的意图往往是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善于着重批评一些他不喜欢的做法，却不善于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
不论怎样，毛得出结论，政府机构的消极反应，精神生活中传统的“资产阶级”观念的出现，以及国民经济战略中过分强调效益等等一起构成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根本脱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在中国出现。首先，毛对这方面的担忧是低调的。如在1962年，他号召全党克服修正主义，但又说这一任务不应“干扰我们的（日常）工作……或占非常主要的地位”。①同样重要的是，起初是通过温和又非常传统的方式来克服党内修正主义倾向：在官僚机构内部发动一场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和向模范干部学习的运动。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奏效，毛的警告就更尖锐了。他最后得出结论，修正主义比他预料的还要广泛，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不愿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很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有修正主义思想。在1965年9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就问他的同事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①
渐渐地，这些针对修正主义的警告变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理论基础。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运动的理论依据尚未完善之前，运动已经开始了。但是，1967年发表的两篇社论，中国人认为是充分表述了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②的新理论。尽管这些文章不是毛本人所撰写，但没有理由怀疑文章反映的不是毛的观点。
概括起来说，这些社论的结论是，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铸造毛的权力基础
到1964年，对党的机构发动攻击的力量基础开始建立。这一势力基础的各部分开始是逐个形成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协调。一个部分是由社会和经济政策而非人为操纵所产生的，这些政策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中制造了一群社会地位低下、幻想破灭的人。第二部分是在毛的妻子**的指挥下，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逐渐形成的。第三部分是由国防部长**在部队中组成的。在1964至1966年间，这三支力量有组织地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在毛的领导下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地位牢固的党的机构。
人民解放军毛的权力基础中最关键的部分，是**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如果中国这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驾驭得住的话。①**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他一直非常注重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工作——一项一箭双雕的政策，一方面保证武装力量对毛领导的忠诚，另一方面提高自己在毛眼中的身价。林在人民解放军的基层单位重建了党支部（原文如此——译者），复活了在彭德怀领导时期日渐松散的政治部工作系统，加强了党的军事委员会对军队的控制，林还强化了军队的政治教育项目，主要以新编的**语录作为基础教材，这种语录小册子成了以后红卫兵携带的红宝书的原型。
同时，林也寻求恢复一些革命时期的军事传统。在5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游击战的组织原则和战术原则被搁置一旁，采用了具有正规军特点的原则。建立了正式的军衔制。民兵的地位降低，彭德怀建议以更为正规的军事预备役制度取而代之。早期的“军事民主”不见了，更强调军阶等级和军事纪律。苏联军事理论（注重阵地战与现代化装备）取代了用原始武器打运动战的**的军事思想。
反对抛弃人民解放军的革命遗产而采用这些“外国战略战术原则”的呼声早在50年代中期已很强烈。所以在50年代最后几年，当彭德怀还担任国防部长时，有些恢复某种平衡的做法已在进行。但是，在**的领导下，这一“重新革命化”的过程加速了。新的军事条例强调一些传统观念，如政委与军事指挥员的联合领导，维持部队忠诚与士气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军民的紧密关系，官兵平等，等等。军事战略再次强调步兵（与专业化军种相对立），民兵（与正规军相对立）的重要性，强调小分队战术（与诸兵种协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相对立）。最后一个尤具象征意义的步骤是在1965年废除了军衔制，将士们取下了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穿、戴的苏式制服与识别标志，重新穿上延安时代的无任何标志的草绿色军装。
可是，**也不允许自己的这一系列政策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尽管他声称取得军事胜利，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林还是支持空军的现代化和研制中国的核武器。他说，政治教育在部队训练中应占高度优先地位，但他也督促部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军事操练上而不是政治学习上。林多次重申人民解放军要遵循人民战争原则，但民兵活动规模比大跃进时的**时期缩小了很多，农村民兵组织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维护治安而不是军事活动。
这样，在60年代初，林不仅恢复了部队的政工系统和一些传统军事思想，也成功地于 1962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些成就表明，人民解放军的“红”并不是以失去“专”为代价的。
6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的非凡表现与同期众所周知的党政机构的软弱无力形成明显对比。所以，毛把**看成比**或邓小平更能干的组织管理者和更为忠诚的副手，并且把人民解放军作为政府机构学习仿效的楷模就不足为怪了。为此，1964年2月，发起了“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全国性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机构以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作典范建立了自己的政工部门，这一机构负责政府官员的日常政治学习。政工部门中约30%至40%的职位由军队转业干部或直接从部队借调的军官担任。①
**自然很乐意让军队充当这一新角色。实际上，很有可能是**首先提议在政府机构中设立政工部门，更有可能是**提议将政府机构的政工部门统一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辖。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将会大大增加军队在政府事务中的影响，侵犯了党在这一领域内的传统责任。虽然**同意毛的决定，在政府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但他坚持政治部应由负责经济工作的党的机构来管辖，而不受军队政治机关领导②。
尽管如此，“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倡议和政府机构中政工部门的设立使解放军和**对政府事务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大的影响。1966年2月，人民解放军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作的会议，名义上只限于军队内部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对全国文艺界都有很大影响。③1966年3月，林给一次全国性的工贸会议写了一封信，号召经济管理者们更积极地学习毛主义——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信件，但却标志着林对全国性的经济工作有了更大的发言权。④
激进的知识分子最初的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小集团，到1966年年中，他们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群众发动者。纠集这帮极左宣传家和作家的关键人物是毛的妻子**，她很快认识到，毛与党的机构的紧张关系给她带来了可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
**1937年去延安参加**运动之前，是上海的一个二流演员和文艺圈中名声不太好的女人。她与毛1938年的初次接触给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从舞台转向政治提供了机会。由于她复杂的背景，她与毛的婚姻遭到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只是在她同意30年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后，这桩婚姻才得以认可。①由于健康原因，她在50年代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到60年代初，她健康状况好转（虽然脾气依旧），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程：改造中国文化。她承担这一任务，一是她早期的舞台生涯使之勉强说得过去，而主要则是毛对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日渐不满，给了她实质性的鼓励与支持。
江对京剧改革的最初努力遭到一些颇有名望的表演家的蔑视和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的反对，新闻界对她也不屑一顾。②遇到这些阻力，江转而求助于北京和上海的一批较年轻而相对激进的文人。与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年纪较轻，地位较低，较少从世界范围来看问题，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彻底。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来，出于信念和职业的原因，在有关学术和文化问题上，他们中许多人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他们在60年代初期文化气氛比较宽松时，经常与他们更具自由化倾向的上司进行论争。③
**与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中的两部分人发展了关系：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包括关锋、戚本禹和林杰），另一部分集中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包括当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前一部分人学有专长，精通历史和哲学，与之相比，上海这一批人在新闻批评方面更有经验，更懂得创造性的艺术。在北京方面，多年担任**私人秘书和理论家的陈伯达促进了**与这些人的交流；在上海方面，**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为他们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与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柯庆施在大跃进失败后，仍然紧跟毛。
1963至1966年期间，**与她的文人小集团将主要精力放在文艺事务上，尤其是她感兴趣的京剧和其他表演艺术的改革。（在这一行动中，**中南局书记陶铸也支持了**。）可是，随着毛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逐渐加剧，这些激进文人开始转向更为公开化的政治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既批判毛的对手，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
毛阵营中的这第二支力量，用洛厄尔·迪特默的话来说，充当了“帝王亲信”的角色。①这些激进文人没有丰富的经历，政治立场比较教条和理想主义，除了通过**与毛有所联系外，并无独立的政治声望。他们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中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行体制比耐心地去适应更有助于他们飞黄腾达。一旦毛发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宣传技巧、他们对激进理论的娴熟，使他们可以用作攻击党的机构的工具时，他们的权力也就增大了。
群众基础毛联盟中的最后一支力量，在 1966年年中和年底以前还处于隐蔽状态的是群众基础，主要由中国城市社会中那些自认为地位较低的人组成。似是而非的是，正是毛推动下出台的两项政策大大加剧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紧张状态：学校招生和安排就业时要重新强调阶级成分；从郊区农民中招收一些临时工进工厂干活。实施这两项政策据说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毛的群众基础中最积极的一部分是高中和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主要出于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使他们与毛一样对地位优越的社会成员，对不平等，对60年代中似乎正困扰着中国的官僚机构的迟钝感到愤慨。毫无疑问，这些学生也很愿意得到因参加毛的反修运动而带来的地位与权力。
此外，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也给中国学生带来分裂与痛苦。上小学和初中的机会增加了，而同时，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人数却比大跃进时大大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努力紧缩过大的财政开支。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学生比后者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此外，在1964—1965年间，规定没有上大学和进工厂的中学生要大量送往边疆和农村，①这一政策成为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兆。
往上爬的机会减少了——这就是永久送往农村的真正危险所在——广大学生便全力关心着晋升的标准。表面上，决定学生上重点中学、大学和安排理想工作有三条标准：家庭成分、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但是到60年代中期，标准的重心变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变得越来越重要，学习成绩则不怎么看重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最幸运的是那些出身于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并不见得比别人好，但由于把家庭出身作为升高中、上大学和入团的重要标准，他们就得到更多的优惠。其次是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他们良好的家庭出身可以弥补其学业的平凡。处于最底层的是出身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他们常常成绩最好，但他们“很差”或“中等”的家庭成分成了他们升迁的最大障碍。①
正如学生们一样，城市工人也因60年代初的政策而分裂了。50年代的经济政策在固定工与学徒、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以及在较大的国营工厂工作和在较小的集体企业工作的工人之间就已经产生了裂隙。在任何情况下，前者都比后者得到的工资和工作福利多。
在中国采用苏联模式而导致的这些差别，又因1964年在工业中实行“工人—农民制度”而进一步扩大。根据这一政策，要按照工厂企业的具体需要，从郊区公社招收一些临时工或非全日制工人。官方认为这一制度有利于减少城乡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别，因为它产生了一个同时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阶层。可是，真正实行起来，这个亦工亦农原则就显得并不像所说的那么高尚了：工厂很高兴有机会雇用临时合同工，与固定的正式工人相比，他们的工资低，也没有资格得到国营企业提供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随时都可以因表现不好被解雇。②
亦工亦农制实行的结果，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社会紧张。这一就业政策不但产生了深感不满的工人下层阶级（他们虽然与正式工干同样的活，收入却更少，更没有工作保障），而且还使更多的人产生跌入社会底层的恐惧。许多国营企业倾向于将原本属于正式工的工作分配给更有弹性的亦工亦农制工人。这样，学徒工眼看着升迁的机会消失了，就是正式工人也面临着被送往农村变成合同制工人的危险。
当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爆发时，群众性大规模抗议受到鼓励，这些团体的愤懑和个人的痛苦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燃料。像任何一场复杂的社会运动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在60年代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政治倾向之间存在着一种松散的联系。但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出身“较差”或“一般”、感到他们往上爬的机会逐渐减少的学生以及在经济分工的阶梯上位置较低的工人一起向党的机构发泄他们的愤怒。①
危机出现
当中国领导人就对越南的军事方针与战略、对文学界人士的政策及整党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时，我们上面讨论的问题与紧张状态在1965年秋至1966年夏之间达到了顶点。这些争论使得**和**在毛的支持下，将他们的潜在对手靠边站，加强了他们对部队和文化机构的控制，从而使毛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固。就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应作何反应的争论使他们有机会清洗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罗是能够向**控制军队提出挑战的潜在对手。在文化领域，针对一出历史剧的论战——此剧被认为是指责毛的——最后导致罢免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重组党的宣传部，任命陈伯达、**和康生——一个长期以来与毛关系密切的政府的安全专家——担任即将开展的反修运动的领导。几个月以内，毛已与**彻底决裂，将运动从文化领域扩展到高等院校和政府机构。
1966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对紧凑的联合阵线，他们可以充当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66年2月，在一次军队文艺座谈会上，**和**正式建立了联盟，此前，**与军队几乎没什么联系，但在这次会议上，**充当了部队文艺工作领导人的角色。在紧接着的以后几个月里，**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开始在城市不满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六、七月间，陈伯达、**和康生领导下的文革领导小组开始与北京主要高校师生中的激进分子建立联系，鼓励他们猛烈攻击学校、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至7月底，解放军就已开始为主要大学里出现的左派组织提供补给和后勤支持。
最后，1966年8月，中国**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人数不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刚过半数，会议大厅里塞满了红卫兵，这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批准发动城市人民起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决议的结果，到年底就变成了毛和他的追随者对党的全面进攻。文化大革命从此进入最混乱、最具破坏性的时期。
罗瑞卿**的军事方针在解放军的高层领导中并未获得一致同意。林的主要对手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早在1964—1965年间，他就怀疑林的军事方针是否正确，当时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干预正逐步升级，在南部边界给中国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威胁。①
回顾起来，罗瑞卿向**挑战似乎有些令人惊奇。1949年以前，罗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政委，50年代担任公安部长（而非一支部队的司令）。所以，没有理由怀疑罗会反对强调思想教育和政治忠诚，而这正是**当国防部长的特色。除此之外，林和罗在**革命过程中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在30年代红一军团时，罗就在林的手下任职，后又在红军大学和抗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林的副手。1959年，**当上了国防部长，罗就被提升为总参谋长。即便对罗的任命不是**提出的，但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认可。
自50年代初以来，**一直受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如战伤、胃病、肺结核，或者是一种综合症，使得他时不时地减少自己的体力活动和政治活动。60年代初，这些毛病的复发，明显地使林和罗瑞卿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至少可以说，罗曾希望，林的疾病可使他对军队有更大的指挥权；或者换句话说，罗可能曾希望林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根据一戏剧性的描述，说罗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讲“一个病人应把自己的位子让给称职的人！少管闲事！不要碍手碍脚！”①
美军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其程度完全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也加剧了两人关系的紧张。罗开始建议作好军事准备，以防美国将战火烧到中国。正如罗在1965年5月所说的：
战争一旦打起来，有准备和没有准备是大不一样的……战争准备的立足点，又必须放在可能出现最困难最严重情况的基础上。既要准备帝国主义小打，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中打和大打。既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
罗更进一步说，如果战争打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在预筑阵地上保卫祖国，然后发起反攻，跨过边界将敌人消灭“在洞穴里”。②
罗的这些建议，可能代表了职业军人的观点，对**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至少有一点，罗所倡议的线式防御与人民战争原则相抵触，根据人民战争的理论，中**队应当诱敌深入，使敌方的供应线拉得过长然后各个击破。罗还坚持如他1965年9月所说的，“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准备打仗的思想，③意即人民解放军应重新安排优先考虑的事情，至少暂时要这样做，以高度重视军事准备工作。这两点意见中，后者可能更引起争议，解放军当时在政府事务中发挥着比以前更大的作用，而且是与党的机构对抗的毛的力量阵营中关键的一部分，如果采纳罗的意见，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反动：他们将要消除解放军对政治事务的影响，这样基本上就从毛联盟内撤了出来。
**和罗瑞卿的争议在9月初达到**，当时两人都发表文章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投降20周年，文中两人就中国的国防政策发表了完全不同的见解。①罗认为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全面的准备”以防美国进攻中国。与此相对照，林指出美国人未必如此莽撞，即使他们真的敢来，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动“几亿拿武器的中国人民所形成的汪洋大海”。这是罗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到11月底，他从公众的视野中一下子消失了。**开始罗织各种罪名来控告他的同事，并将这份起诉书于12月8日交给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任命了一个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七人小组，调查林控告罗的各条罪状。
调查组很快就走访一圈，在来自军队各部门代表的陪同下，于1966年3月与罗作了后来被描述为“面对面”的斗争。罗的自我检讨以不深刻为由遭到拒绝，之后，他试图从关押他的楼房跳楼自杀，但并没有死。4月8日，调查组结束了工作，最后建议罢免他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在军队担任的各种职务。结案报告在5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有理由相信，当时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彭真在调查过程中曾为罗辩护过，但他的观点遭到拒绝。②
罗瑞卿事件因为两点理由而显得重要。其一，它充分表明毛和林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撤换任何不赞同他们的政策和向其地位挑战的人。其二，这一事件使毛和林加强了对中国专政机器中两个最关键部门的控制。罗被撤销总参谋长之职，后由杨成武接替，使林能对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发挥更大的影响。此外，清洗罗之后，公安部接着又撤换了罗以前的一些下属，于是，康生控制了国家安全机器。
吴晗和彭真在罗瑞卿受到猛烈攻击的同时，毛开始注意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①他把火力集中在《海瑞罢官》上。此剧作者为吴晗，一个作家兼学者，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毛指责这出历史剧名义上写的是明朝一个正直的官员被嘉靖皇帝不公平地罢了官，实际上是影射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清洗彭德怀。毛最初可能鼓励吴写此剧本，但这却没能影响他对此剧的最终判决。
在处理吴晗和海瑞剧的问题上，毛使用了一把双刃剑。一开始，他把批判吴晗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该组织成立于1964年。这一举动将彭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当然要对自己的副市长的行为负责。彭真或许出于与吴晗密切的个人关系和对知识分子问题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他很快就表明他要采取什么手段了：只提剧中所说的历史事件而不谈其寓意，并且举行公开讨论，显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②
毛事先就意识到彭对此事的倾向性，便与此同时走了第二步棋。他让姚文元——一个与**关系密切的上海文人——准备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毛还特别强调，姚的文章应着重说明他认为是关键的一点：吴晗的意图是说彭德怀就是历史上的海瑞。姚的文章发表以前，毛看过三次，这充分证明了毛对此事的兴趣和卷入程度之深。③
姚的文章——对吴晗直接的严厉的攻击——于11月初在上海发表。在此之前，北京的五人小组还没有来得及对吴晗一案采取任何正式行动。彭真对此万分愤怒，这不仅因为自己的下属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还因为他认为没有得到党的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就擅自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违背了党内斗争的原则。在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帮助下，彭真成功地阻止了中央和北京市各大报登载姚的文章。只是在周恩来禀承毛的指示亲自干预之后，这篇文章才出现在报纸上，广为转载——首先登在《解放军报》上并加了吹捧性的编者按，然后又上了《人民日报》并附上一个怀疑性的简介。
尽管彭真最后未能压制住姚文元文章而不让其见报，但他还是努力使对知识分子的批评限制在他认为比较适当的水平上。由于有五人小组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中只有康生是毛立场的强硬支持者），彭继续阻止发表更多的由戚本禹之类的激进文人所写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对吴晗来说太过分了。他坚持这一立场而不顾毛对他的直接批评。12月底，毛谴责彭无视海瑞和彭德怀之间的类比。彭则找到一些较为勉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说彭德怀和吴晗没有私交，所以吴晗没有参加任何宗派活动。但彭真还是答应毛：五人小组将在两个月之内就此问题作出最后结论。
五人小组就此问题至少开了两次关键性的会议：第一次是在1966年1月2日，第二次是在2月4日。虽然各种迹象都表明毛对他们的报告一定会不满——12月毛与彭真的谈话和康生的多次警告——五人小组还是决定坚持彭真原来的态度。2月3日，宣传部还是两名副部长，姚溱和许立群概括五人小组多数人的观点起草了一个报告。
这一文件（即著名的“二月提纲”）承认文化领域内存在着资产阶级倾向问题，但同时强调必须在学术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①提纲意思是说，处理“像吴晗一类人”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看作政治问题，将一切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都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应当使用行政手段来压制；相反，第二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当作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待，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
提纲明确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宣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遵循“百家争鸣”原则，目标应当是通过多做学术工作来消除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而不是通过“政治上打击他们（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这应当是一个宽大为怀的过程，批评者“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最重要的是，提纲建议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应当“有领导”地“慎重”地进行，而且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
“二月提纲”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毛和依附**的激进派的观点明显不同。它故意回避就吴晗是否有意借海瑞来间接批评毛罢免彭德怀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这样就避开了毛先前明确交给他们的任务。此外，提纲既批评了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学者的吴晗，也批评了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激进文人。五人小组虽没有点名批评任何激进的作者，但它指责某些“革命左派分子”的行为像“学阀”，它甚至号召整顿左派中的错误思想。
2月5日，“二月提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