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的出现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想。这样，全会就把毛思想中从60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党本身要对中国从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第二，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则是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反对之。
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设想出一个群众参加的机制。这个机制仅存在几个星期。计划是：在基层单位，从工厂和公社到大学和政府机关，建立由群众推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模式，革委会成员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接受选举人的批评，可随时被撤换。简言之，他们在由其组成的机构中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文化革命委员会不会取代党委和行政机构。相反，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多少有点矛盾地把它们说成是“保持我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桥梁”。一方面，这些委员会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决定又强调他们将仍然置于“中国**的领导之下”。
从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想具有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会的战斗力。一开始就规定革委会接受党的领导，使得地方党委有可能与之合作，或者通过确保群众“推选”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成为委员会成员而控制它们。规定委员会由推选产生。实际上保证了至少在大学，委员会代表了日益分化的学生团体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革命委员会为**所操纵，这不仅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学生中建立最大的单个组织，而且因为上级党委有可能赞成其同僚的大学生子女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只关心他们自己各个单位的问题，而不是毛主义者有意作为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中心的更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
但是另一种群众参加的方式却是立即可行的，这就是红卫兵。就在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之前，**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复信，很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一中全会决定连红卫兵的名字提都没提，但会议大厅里却有红卫兵的代表。与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红卫兵肯定会超出只关心基层团体事务的范围，向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和批判高级领导人的方向发展。而文化革命委员会似乎有可能落入党的机构的控制之下，红卫兵可能更乐意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①
因此，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之内，北京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红卫兵集会。虽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从未被抛弃，甚至在这一年的后一段时间里还偶而见诸报端，但很清楚，他们与红卫兵相比已黯然失色了。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的三个月中，红卫兵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支援下，先后组织了由全国各地1300万红卫兵参加的8次集会。①有关这些事件的电影片展现了这些欣喜若狂的年轻中学生的生动形象：一些人泪流满面，高呼革命口号；另一些人向远在**城楼上检阅他们的超凡人物挥舞着**语录本。连红卫兵组织的名字都带有军事色彩，如“红旗营”、“三面红旗团”、“彻底革命团”等等。许多红卫兵身穿军装，毛自己也佩戴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红卫兵得到了毛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文革小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指示授予红卫兵组织示威游行、使用印刷机械、出版报纸和张贴大字报来批判任何一级党委的权利。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了红卫兵运动招致的许多社会经济的分裂和不满，尤其是产生了作为中国教育体制成功的标准的阶级背景和学术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除此之外，红卫兵的发动还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被国家领导人号召参与国家事务的激动之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对个人前途产生根本影响的机遇感；暂停上课和入学考试使数百万大中学生解除了学业负担，而更重要的是，想周游全国以“以交流革命经验”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被红卫兵组织所引吸的不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年代初下放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他们乘当时混乱之机回到了城市。
但是在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并未实现毛所预期的目标。一开始，红卫兵仍沉迷于那些**肯定认为是次要的、甚至琐碎的问题中。他们认真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指示。红卫兵走上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留长发的青年男女被拦在街上当场剃光头，穿紧身裤的妇女须接爱“墨水瓶测验”：如果墨水瓶从裤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店主们被迫取下写有传统店名的牌子，换成更革命的牌子。红卫兵们常常自作主张，更改街道名称，有时还为改哪个名称更进步而争论不休。一群红卫兵提议改变交通信号，使代表革命的颜色红色表示“走”而不是“停”。
另一个来自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列了一份有一百个“破旧立新”的样本的单子，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一些情调。他们让“流氓阿飞”去“剪掉长发”，“脱掉你的火箭式皮鞋”。他们要求人们戒酒、戒烟，丢弃“养蟋蟀、养鱼、养猫、养狗这类资产阶级习惯”。他们说，“洗衣店不要为‘资产阶级家庭’洗衣”，“浴室要把不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服务，不给他们按摩作为一条规定”。这群红卫兵还要求把他们自己学校的名称“第26中学”改名为“**主义中学”。①
一些红卫兵的活动更不令人愉快。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在中国常常被视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说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自己的学生骚扰、拷打或折磨——常常致死。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家常被以搜查“私货”或藏匿财物为名遭到侵袭和抢劫。艺术品被没收，典雅的家具被毁坏或被涂成红色，墙壁上刷满**的语录。一些成分不好的阶级（如地主）成员，被集中起来赶出大城市。仅在北京大学，一百位教职员工的家被搜查，书籍及其他个人财产被没收，有260人被迫在脖子上挂着列有自己“罪行”的牌子被“监督”劳动。50000447_0150_1②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却一直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在同年早些时候的“五十天”里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怖统治。
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间的分歧围绕着60年代初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①出身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主张红卫兵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试图缓和对党的机构的批评，把斗争矛头引向其他目标：知识分子、学者、前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带有“资产阶级文化”标签的阶层。
相反，出身资产阶级背景的学生，则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消除60年代初他们所遭受的歧视的机会，那时越来越注重阶级背景使得他们在大学招生、入团和入党及工作分配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红卫兵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证明其参加革命行动的程度将不会受其讨厌的家庭出身的限制，也使他们有机会向党的机构合法地发泄不满。在过去“五十天”里遭到压制和处分的毛主义的同情者现在看到了推翻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裁决的可能性。
对北京和广州的红卫兵组织的许多事例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分裂，一份对广州近2200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占压倒多数的（73%）干部子弟参加了保卫党的机构的组织，而半数多点（61%）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和许多（40%）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尽管分析有所不同，但同样的数据表明，“保皇派”组织吸引的大部分成员（82%）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组织则主要从知识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员。②
在毛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并不像当时大讲特讲的那样，参加反修革命运动最激进的学生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代表。然而，从一种不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内部的分化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的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党的机构的反应
红卫兵运动并未按照毛的意图发展，却陷入混乱、派性和暴力，这可归咎于许多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十六条”所包含的对群众运动的限制不足以抵消该文件、党的官方报纸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富有煽动性的言辞；部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方式明显偏离了十一中全会最初的设想。按这种发展，文化大革命不是由革命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是由红卫兵把反对党的权威作为其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进行。也许最重要的是因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发动数百万不成熟的年轻人，在当时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鼓励他们进行反对那些规定得模糊不清的目标的“革命斗争”，并将任何把他们置于领导或控制之下的企图谴责为“压制群众”。
其他使红卫兵运动出现困难的原因，可在党的机关内部的反对派中找到。官员们对其成绩要由大中学组织松散、身穿军装、手舞红色毛的语录本的几伙人来评价的观念只能感到迷惑不解。但显然他们的饭碗已难以保得住。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公开宣布要解除党内走资派的职务。而且**在十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同一个问题时，措词更为严厉。**说：文化大革命要依据三条政治标准，“对干部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调整”。这三条标准是：他们“高举不高举思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有没有革命干劲”。符合这些标准的将获得提升或保留官职；不符合标准的将被免职，以便在支持和反对毛的计划的人之间“打破僵局”。①令人惊恐的是，事态很快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更多行业的人将被卷进来。如上文所述，截止当时，已有不知多少教师和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拷打、折磨甚至谋杀。党的干部绝难避免遭受类似的暴力行为。仅在红卫兵运动的头几个月，就至少有一位党的干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激进学生搞的批斗会上丧命，另一个——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在被绝食四天后住进医院。①
在一些地方，干部可能已注意到党的命令而无拘无束地接受红卫兵的审讯和批判。但官员们接受审讯和批判的方式总的看来，他们是想尽力拖延、转变或分化这场运动。②刚开始，一些干部试图完全禁止红卫兵组织，根据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批准。另一种策略则与“五十天”中工作组采取的方法相似，他们允许红卫兵成立组织，然后对其活动规定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或者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
然而，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以及赞扬性的社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表，很快使得否定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不可能。随后地方干部开始采取一种更为圆滑的方法。一些人试图牺牲几个下属（用中国象棋作比喻，中国人常用“丢车保帅”这个习语来形容这种策略）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忠心耿耿而不会使自己有危险。有些人举行“大辩论”讨论他们的党委是否真正实行了“革命”领导，但又巧妙地控制会议以确保产生正确的结果。一些人在墙上刷上**语录以阻止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和标语，因为他们坚信用大字报盖住**的话就等于是对**的亵渎。其他人正通过把他们的干部转移到地方兵营内以躲避红卫兵，因为激进的学生是不得进入兵营的。
然而，省和地方干部的主要策略还是鼓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