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的国家之一，有着历史悠久的“酒文化”。而酒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密切，在约三千年前成书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关饮酒的记载就很不少，如：

    我姑酌彼金罍。

    《卷耳》

    饮饯于祢。

    《泉水》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山有枢》

    朋酒斯飨，日杀羔羊。

    《七月》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鹿鸣》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湛露》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

    《既醉》

    等等。如做粗略统计，大致不下二三十首。可见酒与文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结下不解之缘。

    但是，第一个大量地以酒入诗，抒写情怀，使诗中充满浓郁“酒味”的大诗人，却是田园诗人鼻祖陶渊明。也许因为在他的诗里旷达的性格与饮酒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借饮酒以抒怀，而且几乎“篇篇有酒”，这就形成了他诗歌的独特境界和风格。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这讲得很中肯，很有见地。

    在陶诗中饮酒占据着相当的篇幅，他的“寄酒为迹”对后代影响极大。杜甫《可惜》诗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李白一些描写饮酒的诗篇很明显留有陶诗的痕迹。钱谦益《饮酒》七首，其诗题就是从陶诗来的，无疑受陶诗的影响。这组诗大约作于明崇祯二年（1629）二三月间。这时诗人已再度罢官，情绪颓唐，心境极差。陶渊明辞官归里是主动的，心情十分平静，而钱谦益的罢官是被动的，缺乏思想准备，似乎忍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思想的反差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饮酒》诗中所追求的境界有着明显的差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等等，所表现的处世态度和淡泊闲适的心情，完全是陶渊明式的，与他人绝不相同。钱谦益虽然也想学陶，但他《饮酒》诗所表露的心迹实在与陶渊明有别，且看《饮酒》诗其五：

    世多爱官者，不复知酒旨。亦有爱酒者，不暇计官美。爱酒令人狂，爱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