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安时代的乐府诗中，有以《七哀》命名的一种。顾名思义，就知道以这一诗题命名的乐府诗是倾诉哀怨的，然而，为什么不叫“六哀”、“八哀”，而要叫作“七哀”呢？这也是一个诸说纷纭的问题。

    西晋诗人张载说《七哀》诗之“七哀”是指“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耳闻而哀，目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等七种悲哀，在《七哀》诗中，咏的是一件事，但这“一事而七情具”，所以称“七哀”。这种解释虽然因起源较早而为唐代注《文选》的吕向、宋代诗论家葛立方等奉为圭臬，但我们若不盲从古人，以古为贵，则不难看出这一说法之牵强附会。张载所列的七种悲哀实际上只是一种悲哀在人身上引起的七种反应，而任何悲哀都会引起这些反应或更多的反应。相比之下，元人李冶在《古今黈》里的说法比吕向更胜一筹，他说：“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爱恶等悉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也就是说，人本有七情六欲，《七哀》诗的悲哀大到排挤掉了其他六情，使本为七情之一的悲哀囊括了人原有的七情，所以称之为“七哀”。此说虽然胜过张载的解释，但似乎仍不能令人满意，现在有人提出“七”是形容悲哀之多而不是一定的数字，有人认为“七”是指诗篇作为歌辞分作七解，都不采用张载及李冶的说法。

    现在的那两种说法，虽然比以前的两种更近情理，但也都有不足之处。在形容不确定的数量时，古人便用“三”或“九”，不见另有用“七”之例。在枚乘《七发》之后，辞赋中有“七”一体，如张衡的《七辞》、崔驷的《七依》等等，就是曹植也作过一篇《七启》，但那里的“七”也还是个确定的数字。如曹植的《七启》就假托一个“镜机子”对另一个“玄微子”论述饮食、容饰、羽猎、宫馆、声色、友朋、王道等七个方面的妙处，其他“七”体辞赋也莫不如此，所以说《七哀》之“七”仅用以形容悲哀之多，那是缺乏旁证的。至于说《七哀》因分为七解而得名，根据的是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但在梁昭明太子的《文选》中，《七哀》诗被列入“哀伤”类诗，而不入乐府，可见此诗被分作七解谱入歌曲是后起的事，不能用来作为当初命名的解释。

    葛立方《韵语阳秋》说：“《七哀》诗起曹子建，其次则王仲宣、张孟阳也。”后人一般沿袭其说。然而，王粲的《七哀》诗写的是初平三年（192）董卓余党李傕、郭汜作乱长安时他逃离长安，绕道西北边地到荆州依刘表的一系列经历，当写在此后不久。当时，曹植还刚出生。所以首先写《七哀》诗的应是王粲。王粲的《七哀》诗，在《文选》中保存了两首，在《古文苑》中收有两首之外的另一首，因此今天能见到的共三首。笔者推测，王粲《七哀》诗本来或许共有七首，分咏他那番经历中七种可哀的事，因此以“七哀”为题。在长期的流传中，他的七首诗佚为三首，曹植模仿他所作的更只剩一首，这才使“七哀”的诗题没有着落，引起了种种不同的议论。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从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杂记篇》中“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存者一篇”的记载来看，这一猜测或许并非无稽之谈。

    王粲的三首《七哀》诗是他诗作中颇有代表性的力作。在排列上，现在的各种集子都将《文选》中的两首列在第一、第二，而将《古文苑》的列为第三首。但以笔者之见，《古文苑》那首写边城的在次第上应是《文选》两首之间的作品。这样的话，王粲这三首诗，第一首写的是李傕、郭汜乱长安时，诗人逃离长安所目击的白骨蔽野、饥妇弃子的情景；第二首写的是他因中原不靖，绕道（譬如说由斜谷关经汉中）入荆，在边地所见的“百里不见人”、“子弟多俘虏”的凄凉景象；第三首则写他羁留荆州时的悲哀心情。这三首诗中，最为人著称的是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首诗明白如话，直诉胸臆，使所述更加亲切感人。其中“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六句，以一个母亲忍痛弃子的悲惨场面，以小见大地形象地反映了这场兵祸的惨毒，被不少诗论家认为是杜甫“《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清沈德潜《古诗源》）。诗结尾四句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捷对篇》中，即有这样的记载：“宋武帝登灞陵，乃眺西京。使傅亮等各咏古诗名句。（傅）亮诵王仲宣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这两句诗的妙处在于自然妥帖而又含意深远。诗人避乱远离亲友所在的长安，在登上灞陵向远处的长安望上最后一眼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灞陵又是汉代处于太平盛世时期的汉文帝刘恒的陵墓，登上他的陵墓，自然会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