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臬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这是王粲所作《登楼赋》中的第一段。在建安时代林林总总的辞赋中，有三篇赋最为著名。一篇是祢衡的《鹦鹉赋》，一篇是曹植的《洛神赋》，另一篇就是王粲的《登楼赋》。有人甚至认为在建安时代的赋作中，以此赋为第一，如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即在其《楚辞后语》中引用“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的话说：“粲诗有古风。《登楼》之作，去楚辞远，又不及汉，然犹过曹植、潘岳、陆机《愁咏》、《闲居》、《怀旧》众作，盖魏之赋极此矣。”姑不论魏赋是否极于此，因题材不同难于比较，但若说古今游览、登临一类辞赋中以此赋为第一，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像鹦鹉洲因《鹦鹉赋》而著称一样，王粲作此赋所登之楼也因此以“仲宣楼”而闻名，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即有“仲宣楼头春色深”之言。然而，这仲宣楼究竟在荆州何处，后人的意见不尽一致。盛宏之《荆州记》、郦道元《水经注》等认为是当阳城楼，《文选》五臣注说是江陵城楼，周绍稷《楚乘》则断之为襄阳城楼，以至于到明人王世贞作《仲宣楼记》时，在江陵、襄阳、当阳三处都有一城楼被命名为“仲宣楼”。从《登楼赋》所描写的地理环境“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北弥陶牧，西接昭丘”来看，王粲所登者当为当阳东南隅的城楼，因为在那儿能望见江陵西的陶朱公冢及当阳东南的楚昭王墓，那两处当即为赋中所谓之“陶牧”、“昭丘”。然而王世贞则认为刘表始终据襄阳未离，仲宣依刘表，为幕下参佐，不应去襄阳而登他郡之城楼，故说仲宣楼宜“在襄阳，去赋事辞稍远，而于理为近”。王世贞的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襄阳滨临襄江、汉水，与赋中述及的漳水、沮水又隔得太远，尽管辞赋允许夸张、想像，也很难解释王粲何必舍近就远，所以一般仍认定真正的仲宣楼应在当阳。

    《登楼赋》的第一段在描述了作者在登上城楼后所望见的胜景后，笔锋骤然一掉，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为转折，转入第二段对思乡怀归的铺叙，那么作者所思念的故乡在哪里呢？按籍贯说，王粲是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然而，他的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在东汉朝都位至三公，父亲王谦亦曾担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可见他的家族世居洛阳已久，他自己也出生在洛阳。他十四岁时，董卓迁献帝于长安，王粲一家也随而从居长安。就是在长安，他受到当时“才学显著”的蔡邕的赏识，称之为“异才”，甚至当众自称“吾不如也”，使王仲宣声誉鹊起，才十七岁就诏除黄门侍郎。因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王粲辞官不就，“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七哀诗》之一），流寓荆州，依附刘表，就是在荆州他作了这篇《登楼赋》。从他的这一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赋中所思念的“吾土”、“旧乡”，可以指洛阳、长安，也可指山阳高平，很难坐实，可以说是相对“荆蛮”而言的“中国”，亦即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因此在《登楼赋》第二段写思乡之情时，也多抽象的叙述，而少具体的描绘：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舃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这一段中，第一层次四句虚写离乡日久，忧思难任；第二层次八句写遥望故乡而不见；第三层次六句则以三则历史典故来说明无论穷达，在怀念故土上人情是相同的。所举的三则典故，也都是离开祖国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怀念：孔子在陈国遇困厄，对门生说：“归欤”，是想回鲁国；楚人钟仪被囚禁在晋**营，对晋君弹的是楚国的音乐；越人庄舃在楚国享受富贵，病中所吟唱的是越国的歌曲。这里也可看出王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