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熟知这么一则故事：曹操在行军途中，曾经过曹娥碑，见碑阴题着“黄绢幼妇外孙韰臼”八字。曹操问随行的杨修是否能领悟这八个字的意思，杨修答道：“能。”曹操叫他暂时不说出答案，让自己再想一想。骑马走了三十里路后，曹操才想了出来，原来八字中首二字“黄绢”，乃有色之丝，“色”加“丝”旁，即“绝”字；“幼妇”，即少女，“少”加“女”乃“妙”字；“外孙”即女儿之子，“女”加“子”乃“好”字。韰是辛味的食物，“韰臼”，为受辛之器，“受”加“辛”乃“辤”（即“辞”的异体字）字；所以那八个字的谜底就是“绝妙好辞”四字。再看杨修的答案，也是这四个字，于是曹操叹息着对杨修说：“我的才智，与你相比，相差三十里。”

    《三国演义》中的这则故事，出自南朝宋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在同时的小说《异苑》中，也有与此相仿的一则故事，但人物则有所变动。《异苑》说，蔡邕到吴越一带避难时经过曹娥碑，读了碑文后大为叹赏，就在碑阴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韰臼”八字。后来曹操经过此地，不明八字所指，遍询群僚也无人能解。这时有个在河边浣纱的妇人对曹操说：“坐在第四辆车上的那位官长能够解答。”曹操命人召来，乃是祢衡。祢衡读了那八个字，果然解出就是“绝妙好辞”的意思。再找那浣纱的妇人，已经找不到了，有人认为她就是曹娥的魂灵。

    两则故事中都提到曹娥碑。曹娥碑是东汉上虞县令为孝女曹娥所立的碑，碑文由邯郸淳所撰。曹娥是会稽上虞人，其父曹盱在东汉汉安二年（143）因祭赛涛神伍子胥而溺死于钱塘江中，曹娥那年才十四岁，因觅父尸而投身江中，据说后来她的尸体竟负着曹盱的尸体浮上江面。县令度尚悲其志而异其事，因此为她筑墓树碑。曹娥碑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而曹操则从未南渡长江到过江南，所以那两则故事并非史实，只能说是流传在江南一带的民间故事。《异苑》中的那个，将曹娥的幽灵都请了出来，具有更强烈的民间传说的色彩，应当也是两者中较为原始的一个。

    尽管那两则故事并**实，从中却能看出魏晋时代文人以字谜来作智力游戏的习气。

    上古没有“谜”字，我们现在称作“谜”的，上古称作“讔”，或者作“隐”。中国很早就有讔语，早在东汉班固编的《汉书·艺文志》中，就在杂赋之末记载了《隐书》十八篇。我们在《荀子》一书中所见到的《赋篇》，应当就是那些讔语的代表作。《赋篇》中其实有五则讔语，每则以一小段问答体的文字来描写一件事物，到篇末才点明这件事物的名称，为读者提供答案。这类文字在形式上与后来的赋非常接近，故后来的赋袭用了它的名称，而班固在编《汉书·艺文志》时，也将它置于“杂赋”一类。刘勰在《文心雕龙》分别论述各种文体的二十篇文章中也有一篇《谐隐》，专门论述这些“谐辞讔言”。可见在古代也将这类志在嘲谑或娱乐的东西视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的体裁。

    刘勰在《谐隐》篇中，已出现了“谜”字，他将谜语的产生追溯到魏代：“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并给“谜语”下定义说：“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又描述谜语在形式上大抵是：“或体目文字，或图像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这里他已将谜语分为“体目文字”即字谜、“图像品物”即物谜两类，直到现在，所有的谜语也不外是这两类。

    在论述谜语的产生时，刘勰说：“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这里的《蚕赋》，亦即荀子《赋篇》中五则小赋之一。故刘勰认为谜语萌芽于荀子的《赋篇》，到了建安时代，曹丕和曹植将荀子的那种体裁加以压缩，并使它更加精密，就产生了正式的谜语。曹丕的孙子高贵乡公曹髦，进一步“博举品物”，创作了大量谜语，使谜语流传益广。

    时隔一千七百多年，曹丕、曹植及曹髦的谜语现在都已见不到了，所谓蔡邕作的“黄绢幼妇外孙韰臼”，出于南北朝时代的小说，很难相信真是蔡邕的作品。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建安时代的谜语，也许就只有建安七子中孔融所作的一则了。

    孔融所作的那则谜语是字谜，与传为蔡邕所作的那则一样，也以“离合”的格式射谜底，但它却是以四言诗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