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文学曾在全世界居于领先的地位。这方面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很早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文学团体及文学流派，什么“竹林七贤”、“竟陵八友”、“竹溪六逸”、“永嘉四灵”、“吴中四杰”、“闽中十子”……一直为历代文人传为美谈，并对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文学团体，往往形成于同一地点，因此多以地方名称命名；团体的成员间在某一时期常有密切的交往，彼此朝夕游宴，诗赋酬酢，形成互相接近的艺术风格，因此同时也成为一个文学流派。这一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得首推建安时代的“建安七子”，亦称“邺中七子”。

    与江湖上那些绿林好汉的绰号一样，古代那些文学团体的名称也是由舆论给予的，而不是像现代的“新月社”、“创造社”那样自封的，“建安七子”的称号也不例外。有所不同的是，由于这一文学团体领风气之先，这一称号不像后世的那些称号那样是由同时代的人赋予的，而是在这一团体的文学创作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已以“魏之三祖”来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等三位皇帝诗人，对其他建安诗人们却没有特定的称呼。钟嵘《诗品》一仍刘氏之旧，有“三祖”之说，对其他诗人则仅以“曹、刘”（曹植、刘桢）来作为代表。直到唐初的房玄龄等撰修《晋书》，才以“七子”与“三祖”对举，而谓：“逮乎当涂基命，文宗蔚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文苑传叙》）《晋书》既有此说，唐人纷起援用，魏颢《李翰林集序》说“《离骚》糠粃建安七子”，韩愈《荐士》诗云：“建安能者七”，于是“建安七子”之称日益流行，最终获得文论界一致公认。

    然而，就在“建安七子”的名称获得公认之后，问题却也产生了。由于这一称号并非来自同一时代的舆论，而是数百年后逐步形成的，在形成之初，采用此称的数家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这“七子”指的究竟是哪七个人的问题上，自明代迄今始终没有完全解决。陈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王粲（字仲宣）等六人毫无问题在这“七子”之中，但还有一人是谁，则有曹植或孔融（字文举）两种说法。如同样是明代人编的《建安七子集》，范尧卿所辑的在六子之外以孔融为首，杨承鲲编的却于六子外以曹植为首。认为七子中有孔融而没有曹植的，举出曹丕《典论》为依据，因曹丕有《典论·论文》中评论同时作者时，议及孔融等七人而不及曹植；以为七子当以曹植为首的，举出《三国志·王粲传》及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为证，因为这两种较早的文献中，除被列在“三祖”中的魏文帝曹丕外，引述的都是曹植等七人，而不及孔融。近现代学者在论及建安七子时大多指孔融等七人，但持另一种意见的也不乏其人。如近代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中便认为曹丕是出于忌恨故意在《典论·论文》中不提曹植的，这种出于“忮刻之私”的提法并非“公论”，应置之不理。

    其实，对曹植来说，被列入“七子”谈不上是什么殊荣，因此我们在讨论“七子”应指哪七人为宜时大可不必卷入他与曹丕兄弟间的纠纷中去，而应从“七子”之称产生伊始起来讨论。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七子”之称产生于“三祖”之后，最早又是与“三祖”对举的，因此，很显然那时的“七子”中自以曹植为首而没有孔融在内。那也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孔融并不是曹氏父子的僚属，也没有参与邺下文人集团的游宴吟咏活动，将他列在“七子”中实在有些勉强。然而“三祖”之中明帝曹叡的文学成就实在与其祖、其父相去太远，又不是建安时代的人，因此后来在论及建安时代的文学创作时，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之说便取代了早就形成的“三祖”之说。曹植既已从“七子”晋升到“三曹”之中，又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在先，于是顺理成章地孔融便取代了他的位置，并逐渐取得大多人的认可。否则，早巳被

    人叫惯了的“建安七子”突兀变成“建安六子”，无疑是大家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为了使后世的所有的人心上舒泰。说不得也就只能委屈一下那位早已作古的孔北海，让他也到“七子”中去挤一挤了。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从当时文学集团的实际活动情况以及“七子”之称最初的所指对象来看，建安七子无疑应指曹植等七人；但因后来的“三曹”之称远较本来的“三祖”之称合理，所以根据曹丕《典论·论文》而将孔融取代曹植而列为七子之首也就成了唯一可行的安排。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故意排挤曹植，以本不在七子之列的孔融来取代他的位置，不料因此也使曹植有可能在文学史中跻身于领袖文坛的“三曹”之列，反将本在“三祖”中的曹丕自己的儿子曹叡排挤了出去，也可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