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首《名都篇》的题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两种互相对立的理解之外，那个对此首谋篇布局有精辟见解的吴淇，对此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说《名都篇》“只是一片牢骚抑郁，借以消遣岁月，如狮在笼中，一片雄心无有泄处，只是弄球度日。其自效之意，可谓深切著明矣”。这样，在郭茂倩的“讽刺”说，李白的“欢谑”说外，又有了一种吴淇的“牢骚”说，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莫衷一是。
如果曹植是个像白居易那样认为诗歌须“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人，我们或许会倾向于“讽刺”说；如果在曹操死后，曹植仍然过着裘马轻狂的“遨游快心意”的生活，我们电或许能接受“牢骚”说。无奈，情况全然不是如此。曹植看来丝毫没有将诗歌作“裨补时阙”之用的意识，他不但在《公宴》、《斗鸡》、《箜篌引》等诗篇中毫不掩饰地宣扬奢侈放诞的生活与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并且在《赠丁翼》诗中公开宣布：“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将放荡视为“大节”，将拘守礼法的人讥为只会解说儒家经典的“世儒”。至于吴淇“如狮在笼中，一片雄心无有泄处，只是弄球度日”的说法，在曹操生前固然不能成立，在曹操死后也无可能。曹操生前，曹植深受宠爱，曾一再被委以大任。曹操南征孙权时，曹植受命典禁兵，留守邺都宫省；曹仁为关羽所困，曹操也曾想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去援救曹仁，结果因曹植大醉不能受命而罢。那时的曹植不是笼中狮，而是山中虎，只是这头虎虽具爪牙之利，却并没有表现出逞威风于山林的“雄心”，因此常常神思恍惚地闯入猎手设置的圈套陷阱而已。曹操死后，曹植确实成了被关人笼柙的雄狮，但那时他被逐出京师，不断改徙封邑，并且“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以至他“虽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乐稼穑”（《乞田表》），恐怕未必再有吴淇想像的“弄球度日”的逸兴了。
从《名都篇》申明快活泼的笔调来看，它显然是曹植作于建安年间的作品。那时他所过的正是京洛少年“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曹植《斗鸡诗》），“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那样宴饮游乐的生活。至于射猎，本是曹植家传的技艺。其父曹操就善射，曾以“三发两鸢连”而受到“庶士同声赞：君射一何妍”（刘桢《射鸢》诗）。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提到，因“世方扰乱”，曹操在他五岁起就教他射箭、骑马，以至他“八岁而知骑射矣”。由此可知，曹植对骑射、宴饮、斗鸡等活动本有浓厚的兴趣，不必在发“牢骚”时从事这些活动，更不会对此有反感而作诗“讽刺”。
如果说有证据的话，持“讽刺”说及“牢骚”说者唯一的证据是：这首《名都篇》描述了洛阳少年的骄逸生活，而洛阳为董卓所焚，直到曹丕刚建都于洛阳时，郊外还长着杂乱的林木，经十几年经营，到魏明帝曹叡时才改变了城市残破的面貌，因而此诗当是曹植晚年的作品。像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就将此诗之作列于太和五年（231）冬应诏赴洛阳之后，亦即他临死前一年。这样就否定了诗中写的是曹植自己的活动，也就为“讽刺”说或“牢骚”说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作以上推论者不可谓不精细，然而偏偏在最关键的地方疏忽了。他们忘了所论对象是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是允许夸张的。正像诗中“一纵两禽连”显属夸张一样，“宝剑直千金”、“脍鲤臇胎虾”云云都不妨是夸张之言。曹植的另一首乐府诗《美女篇》，描写一采桑女子，而说她“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名都篇》的夸饰与此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再说在《名都篇》中，诗人对那“名都”洛阳本身，并未作任何描写，更不能以此推断此诗必定作于曹丕重建洛阳之后。
《名都篇》刻画了一个豪放俊逸、英姿勃勃的贵族子弟形象。他能骑善射，武艺出众；鸣俦啸侣，意气风友。在他身上洋溢着一派执着于生命而又潇洒送日月的豪情逸兴。诗人在这里即使并非直接描写自己的形象，至少也在这少年形象中寄寓了自己的钟爱和志趣。通过对这一俊爽豪迈的形象的刻画，诗人抒发了他的情志和感慨：人生短促，所以人在有生之年，应该紧紧地把握住生命。当然，在这首诗中，诗人表现的是他把握住生命的形式之一，而并非全部。东晋大诗人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并序》中，说曹植“不及世事，但美遨游，有忧生之嗟”，就是由此而起。但人的性格是复杂的，若仅以这一方面来论曹植，也不免偏颇。这，有曹植的其他许多诗篇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