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误会、致歉、祝福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五

    新马港之行的时间虽短，却再一次证明人生温暖，尤其对于铁窗十载的“历尽沧桑一老头”而言，简直恍如隔世。在新马两国，我十分陌生，冒险而往，既没有庙堂作家那样，有官衙或社团周到安排，又没有影星歌星身价，有经理人跟班老爷照应，完全是闭着眼睛猛闯。想不到受到热情款待，使我有一种好像是当了匈牙利亲王的感觉，惊喜交集，无限感谢。

    当初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新加坡著作人协会邀请函来时，只是一份简单的邀请函，啥都没提。夫啥都没提者，就是食宿自理，啥都不管。可是事到临头国际中心，出版《新经院哲学评论》（1946年改名《卢汶哲学，总编辑莫理光先生以下，和实业家蔡民泉先生，在机场候至深夜相迎，又派专人专车。日夜相陪，并且立刻亮了底牌，全部都包，使我老人家天良发现，脸红脖粗。盖这趟观光上国，同行的除了老妻外，还带着两位无法无天、正在大学堂念书的女儿，以及一位外柔内刚、颇不好惹的义妹。这不能怪我，他们若早讲明全包就好啦，绝不敢像蝗虫一样，倾巢而出。在吉隆坡下机时，马来亚《通报》、《南洋商报》和大马作协诸友，在酷热下已枯侯良久，互相自我介绍，如遇故人。之后《通报》各单位主持人老爷，同样车轮相陪，包括乘直升机往返云顶，乘班机往返槟城等等，也都全包。《通报》发行人周宝梅女士，为了敬老尊贤，还打开一瓶存了二百年之久的名酒，而我偏偏是个旱鳖，点滴不入，临时急练既来不及，只好便宜了倪匡先生的尊肚，痛哉。到了香港，我的学生陈玉仪女士，也包了个彻底。我是一直进了跑马场她的包厢，经过名人指点，才发现她竟是香港的巨富，有钱得要命。她那没有英文字母的两字车牌的车子，往酒店门口一停，上上下下就对我老人家瞪眼起敬，好不过瘾。新马朋友曾警告曰：“香港人情可跟新马相差五千里，比纸还薄。你可别一厢情愿，认为会对你跟这里一样好。”事实证明那是一篙子打落一船人的说法。临行时，陈玉仪女士送到机场，问曰：“老头，你可记得二十五年前往事？”我紧张曰：“啥往事？”她曰：“那时我正穷困，你把香港稿费单寄来，教我代领，然后送给我。”呜呼，“一饭千金酬漂母”，感人深矣。在港时参观吾友何关根先生的香港烟草公司，他念我十年牢狱，家破人亡，惠赠一笔足以把我吓得跳到桌子上的巨款，老妻吹大气曰：“且听奴家一言，我们在台北过得满阔的呀。”何关根先生曰：“文化人再阔，也阔不到哪里去。”老妻曰：“这么大的数目，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将来绝对无力回报。”何关根先生曰：“说这些话，徒浪费时间。”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就赶忙抢过来装进荷包，为此老妻颇有点瞧我不起的趋势。

    此外，椎心感动的还有从未谋过面的读者老爷和读者老奶，那么热情相待。新加坡《南洋商报》举办的会场上，刘淑真女士为了瞧一眼柏老的长相，特地从海峡彼岸，越过国界赶来，可惜只跟她谈了两三分钟的话，但心头永记。吉隆坡大马作协会场上，有些朋友远从北方的怡保，乘飞机坐火车驾临，会场挤不下，就在门外大叫大闹，使我几乎怀疑是一场幻梦。到槟城，完全为了“不去槟城等于白去马来西亚”一句话，大马作协主席北方北先登门堵住，捉往韩江讲演。香港朋友对我同样温暖，但不纵容。金庸先生、董千里先生、孙淡宁女士、张彻先生，对我有关赢政大帝的见解，就在金庸先生的盛大赐宴上，轰然大怒，群起围剿，直到我回台后，还纷纷在报上撰文跳高。《明报》大将陈非先生凌晨二时，破门而入，像审问囚犯似的采访，也属新闻界一奇。其他，蒋芸女士细心为老妻治疗背伤，孙宝玲女士教黄霑先生把我们老俩口押解到她的摄影社，拍下无数张俨然御照。唐菁先生和李时蓉女士带我千里迢迢去青山道拜访盲读者杨伟枝先生——杨伟枝先生双目失明，但他在点字书上读到敝大作后，靠录音带交往多年。相见拥抱，一时激动，不知说什么才好。赵雅芝女士和野火先生，更追到机场，殷殷惜别。只有倪匡先生，我们是在香港会合，一齐到新马的，这位科幻大师，似乎跟我有仇，一路上他一直咬牙宣传我月入大批银子，说得多啦，连我自己忍不住信以为真，好不高兴，可是回到台北，债主纷纷临门，悲哉。这次南行，除了参观一下云顶和古九龙城，可以说啥都没有看见，只沉湎在欢欣鼓舞的友情之中。老妻虽没有倾国倾城的貌，却有多愁多病的身，竟累得万疾俱发，最后她阁下还索性隆重撞车，百药罔效，轮椅而归。回台北后，躺到地板上哼哼了三个月，差点被她教书的学堂赶出大门。只柏杨先生老当益壮，健步如飞，盖心存感激，为了报答朋友们和读者盛情，万死不辞。

    可是，一路之上，仍然发生不少跳到黄河都难洗清的误会，如果捂住嘴巴，不嚷嚷出来，就是进了棺材，也不瞑目。

    第一件事，关于新马华文文学选集。我最初的意思是编纂新马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