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系的，在我这个老脑筋里，“大系”、“选集”，没啥了不起差别知识。宣称这个方法是从其母亲（助产婆）那里受到启发的，，盖“大系”也是选择性的也。却想不到引起轩然大彼，回台北后不久，朋友把一些抨击的报章，陆续寄来，不看尚可，一看之下，犹如五雷轰顶。盖突然发现，我所面对的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想象力。其中刊在新加坡《民报》，由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柏节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最杀气腾腾。柏节先生曰：“柏杨是一个台湾人，是一个外国人……竟然从天而降，摆出了名作家姿态，就想君临新马文坛，送你一个秋波。我们绝对不会承恩。”这可真是撞天冤枉，说我“君临”新马文坛，比说我“君临”美利坚白宫，还要骇人听闻。文化和友情的交流，没有人会蠢到要人承恩，恰恰相反，因为引进新马高水准华文作品到中国，如果必须承恩的话，应是中国承恩。柏节先生又曰：“柏杨如果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政治目的，那么，他对这件事（对台湾有利的作品才选），将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它呢？”呜呼，我牢狱十载，孤寒一身，迄今仍朝不保夕，却忽然把我提升到“特殊政治目的”层面，实在有点横柴进灶。柏节先生又曰：“我们反对我国的文学大系由外国人编选……最多不过再一次地让一批不了解我们的人，去胡闹一番，强奸一番而已。充其量，让他们有计划、有目的为我们制造出几个倾向台湾，为台湾人的利益努力的作家。”酱缸文化中泛政治思想，又冒出来啦，无论干啥，都千方百计往上猛罩政治大帽。难道天下没有纯友情和纯文化的行动乎哉？但更主要的是，柏节先生恐怕没有想到，一旦新马华文文学作品，在中国及世界发行，“制造”出来的，将是千千万万倾心新马文学的的读者。柏节先生又曰：“咱们不要这些外国人来分散、刺戳我们的作品。不要这些不了解我们的外国人来评鉴我们的心血结晶，有正义感的人一定要反对这项有企图的工作。”连外国人“评鉴”的权利都企图剥夺，似乎已超过范围。任何一国人，包括新加坡人在内，如果要编一部或一万部中国文学大系，或台湾文学大系，我们绝不会认为他们在“分散”、“刺激”我们的作品，我们只会伸出热情的双手。最后，柏节先生祭出秘密武器，煽动政治干预，呼吁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贤明的执政当局，及早采取行动，以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至被外国人所牵制，彻底杜绝黑色的文化毒手再一次伸向我们”。已经发展到借刀杀人矣，我们就无话可说。其他文章，比较缓和，但有一点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编“大系”不可以，编“选集”可以——现在我们已改为“选集”矣。一心一意“有计划地”想借这部选集，使两国文化界更和谐更亲善，不料会是这样开始，好在柏杨先生在灾难中成长，不会为这些误会而心灰意冷，相信只要有真情，心灵终必融化为一。

    第二件事是，回到台北之后不久，马来亚《通报》朋友寄来一份槟城的《华商报》，怒笔眉批曰：“老头，你可要说个清楚，莫教我们背黑锅。”盖《华商报》头条特号大字标题，且围上死人讣闻专用的黑框，赫然曰：“柏杨在马被绑架”。身为肉票的我，不禁大骇。好在副题轻松：“《通报》要占为己有”，“文化界大吐苦水”，其中一段曰：“马来亚《通报》安排……柏杨来到吉隆坡，竟然占为己有，当作私人财产。大马电视台原本想安排上电视，作为一项讨论录影，派人去跟《通报》接洽，结果吃了闭门羹，因为《通报》不肯放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也本来也打算设一个午宴招待柏杨，顺便邀请他举行一项座谈会，也告知难而退。大马作协的一个午餐会……《通报》负责人竟然强拉了柏杨上云顶赌场，弄到诸理事自己招待自己。许多记者或读者到处找柏杨，始终找不到。”自动招认的是，《通报》并没有硬拉我上云顶，而是二位可怕的女儿闹着要上云顶，二老只好奉陪。怪不得云顶回来后，《通报》社长周宝源先生向我怒目而视。当时流言已起，而我固不知也。

    谨在这里致万分歉意，向《通报》朋友，向电视台朋友，向大马文协作协朋友，向记者和读者老爷老奶，请求原谅，柏老绝非膨胀动物。想不到同样误会，在香港又爆发一次。香港笔会设宴那到，柏老没有光临，群贤大气，立刻再度发生检查尾巴，看看大了没有的危机，诚罪该万死。但责任要由笔会秘书蓝海文先生来负，因当天跟另一项早已约好的聚会冲突，到港前就陈情在案矣，而他比我还要贵人多忘。不过要打屁股的话，还是打我的屁股，由我哎哟，万方有错，错在老头。笔会第二次设宴，我可是狂奔而往的，希望能赎罪于万一。

    新马港之行，来去匆匆，各地朋友和读者，永不会知道他们的友情和爱护，对我是多么重要性，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结，使我认识到一个平凡的作家，竟会受到这么深挚的关切，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情如青山，借此一角，寄上无限的感谢和无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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