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撞大同盟

    柏杨先生对于如何平安地通过马路，一向有高深的研究，铁路平交道旁的“停”“听”“看”招牌，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每逢带着家人，或陪着朋友，要冒险犯难时，一定要再三再四地昭示小心小心，盖据我的印象，如果一旦活活地被撞驾崩，仿效外交家的口吻：“借尸还魂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戒慎恐惧，夙夜匪懈。想不到自己却首先以身试撞，而且是被一辆靠左逆行的车辆干了一下，实在不能瞑目。

    自从六月三日被撞，转眼已一月有余，北新路上靠左逆行的节目，依然如昔。这节目完全是特技镜头，马路上正尘土四扬，眼花缭乱，只见一辆（有时候甚至二辆三辆）车英勇杀人重围，刹科行人鸡飞狗跳，正常行驶的车辆，则急刹车的急刹车，干他老母的干他老母，真是惊心动魄。所以如此的原因，北新路一段和北新路二段，快车道跟慢车道之间，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而快车道中央，也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车辆要想从右边到左边，往往前进大大一段，才能找到左转弯的缺口，而慢车跟快车道之间的缺口和中央堤线的缺口，又往往前后参差，如果一定依照交通规则，就非要更前进大大的一段不可。与其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胆大包天分子不知不觉就发挥了抄小路、走捷径的传统文化，逆流而上。

    其实北新路不是唯一的恐怖路，台北另外还有一条恐怖路，专栏作家森森先生在《中国时报》上曾指出辛亥路充满了杀机，森森先生曰：“辛亥路的杀机，在于一般驾驶人，对行车道的白实线视若无睹，天天时时，都有驾驶人违规越过自实线，冒犯不得在右侧超车的规定，硬是超车。私家车如此，计程车如此，大卡车大客车如此，水泥搅拌车也如此。驾驶机车的人更是左右突进，成了蛇行抢路的敢死队。”

    森森先生说，他每逢乘公共汽车经过辛亥路时，都情不自禁地捏一把汗。嗟夫，森森先生所见未免不广，如果他有暇在北新路旁站上一站主义者却丢弃了原有的关于人的学说，出现了一块具体的人，恐怕用不着捏，汗就能流出一缸。森森先生是在辛亥路上压死了一位大学生之后振臂呼吁的，柏老则是在北新路上挨了那么一撞，才拉开嗓门嚷嚷，人地和事件的结局虽然不同，但悲从中来固一样的也。而北新路上的那种“迎头干上”的表演，却是辛亥路上所没有的，看起来北新路的杀机更重。观世音菩萨从灵山雷音寺下望，只见这两条路上血迹斑斑，恐怕要喟然叹曰：“善哉，善哉，谁能救此一方生灵钦。”

    若干时日前，一位从香港来台湾参观的英国警官，临走时不但没有硬着头皮发表“敬慕中华文化”正义之声，反而发了约翰脾气，留下一封信给台北警察局交通大队，说了一大堆逆耳之言，对台北交通秩序的乱七八糟，大表惊讶，尤其对斑马线上行人没有优先权，更是震骇。他强调曰：“只要行人踏上白线，天老爷的车辆都得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有些发高烧的人常自说自话，说我们是“文化大国”。对于任何“大国”，我老人家都不反对，反正是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粉，笑不笑权在别人，抹不抹权在自己。不过看情形“交通混乱大国”，倒是举世公认，当之无愧。洋大人碰都不敢碰的斑马线，我们根本没瞧到眼里。北新路上车辆日夜不绝，连红灯也都如同聋子的耳朵。而且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结果，还出现硬碰硬场面——靠右行驶者有之，靠左行驶者有之；快车到慢车道上行驶者有之，慢车到快车道上行驶者有之。主要的是，这种奇异的景观，竟没有人管。辛亥路上撞死的不过一个大学生，新北路上撞伤的不过一个写杂文的糟老头，五年之前，清华大学堂教习唐明道先生就是死在斑马线上的，一律“活该”“活该”——这不是“交通混乱大国”是啥？

    远在巴黎的无车阶级，最近成立一个“全国交通工具使用者同盟”，向汽车挑战。二十五个公共交通乘客团体，发布联合宣言说，步行的人、骑脚踏车的人、搭巴士的人，要求有优先使用道路的权利，用以对私家车和货车滥用道路。法国的汽车密度，虽占欧洲第一位，但他们的交通秩序，也占欧洲第一位。如果换在中国，恐怕颂声在道，偏偏法国佬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提出怨言。然而也可看出事件的重大，如果把台北的交通